从今天我们的角度来看，一个人有野心并不算什么不好的事情，因为一个有野心的人，同时也表示他是有进取心的。然而，有进取心是一回事，进取过程中所使出的手段，却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董卓是一个有野心的人，这从他的所作所为是可以看出来的。当然这本无可厚非，可是他在进取的过程中所使出的手段，却未免有一些欠了火候，有一些则过了火候。所谓过犹不及也。
废立皇帝一事，从政治的角度来说，此举是为了加强他手中的筹码，举措不能算是错的，但时机把握的不对，这是他欠了火候的地方。性格有些多疑，脾气较为暴躁，无论该做不该做的事情，只要自己想做就去做，从来不会顾及国法的规定和他人的感受，这是他过了火候的地方。
所以说，现在我们活着的人千万不要跟他学，如果你不能待别人好，那至少也不要去伤害别人。这是董卓用他最后的结局，告诉我们的一个道理。
董卓在掌握了朝政大权以后，做了许多让人发指的事情，倘若他要没有做那些事情，那他的结局肯定是不一样的。其中有一件事情，不知道有没有人思考过，当董卓下令让吕布去偷坟掘墓的时候，吕布的心里是怎么想的，他又是否心甘情愿的？对此，我们不得而知。但不管他是否心甘情愿，想来他肯定是有所顾忌的。对于偷坟掘墓这种行迹恶劣的事情，就是换做我们现在的人来说，那恐怕也是要遭人唾骂的，更不用说生活在那个专制时代而又读过书的人了。当然，偷坟掘墓和考古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可千万不要弄混淆了。
许多读三国的人，想来对于三国的战事还是比较感兴趣的，我这里可以稍微讲的详细一点。
公元190年正月，关东诸侯起兵了以后，具体的兵力分布情况想来有的人是清楚的，有的人则还局限于演义的描述。其实按照当时的局势来说，总共是有三路大军的。袁绍被推为盟主，同王匡屯兵于河内，韩馥则留守邺城负责供给军粮，这是北路大军。刘岱、张邈、张超、桥瑁、袁遗、鲍信、曹操则驻军酸枣，这是东路大军。孔伷（古同“胄”）屯兵颍川，袁术驻军鲁阳，这是南路大军。按照史书上说的，每一路大军都有数万人，总的兵力约莫至少该在十万以上。而此时的孙坚尚未起兵，大概一直到二月份以后他才从长沙赶过来。
这时候，董卓打算大规模征调兵马，然后主动出击。然而尚书郑泰却为董卓做了一番分析，认为一来诸侯心力不齐，不会同心协力，只是一盘散沙；二来关东军的兵力虽然多，但是战力却远不如凉州军和并州军强悍，因而没有必要兴师动众。董卓大概是觉得他的分析有道理，于是就没有主动出击，坐等关东军自乱阵脚。
我们大都该明白一个道理，做事情一定要全力以赴，尤其是对于打仗这种事情，更加不可以轻慢懈怠，否则咻呼之间的形势变动，就会将自己陷于危难之境。
郑泰的分析看似有理有据，实则是没有什么道理的。站在董卓的立场来看，如果不能尽快地将关东军消灭，时间拖得愈久，则愈是不利。其不利之处主要有三点：一是会给关东军足够的时间调练兵马，以及添置武器装备；二是会逐渐削弱朝廷对地方的控制能力；三是会促使其他有异心的人趁势聚众捣乱。如以上这三点，局面将更加不利于控制。后来董卓之所以会想到迁都，想来也许有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将皇帝迁到自己的势力范围，更加有利于他控制局面。
说起迁都之举，对于董卓来说实在是一个失策的决定。两军尚未交战，他就率先退缩了一步，这在气势上便弱了一头，在民心上也失了一足。正如曹操所言：“假若董卓倚仗皇帝的权威，据守洛阳，向东出击，尽管他凶残无道，也会成为大患。”如果董卓没有采取迁都的策略，而是一面派人从西凉调集兵马过来增援，一面出兵先将身为盟主的袁绍一部击溃，这样关东军的势头将会立马衰弱一截。接着再以利诱去分化对方的联盟，或者直接向天下挂出悬赏来缉拿那些起兵的将领，那么关东军的兵势很容易就会被扑灭。
反过来再站在关东军的立场来看，董卓的迁都之举却正好给了他们一个机会，只要众人能够齐心协力，不畏艰险，那么董卓也是很容易会被消灭的。这其实跟曹操后来向众人所分析的情势差不多。尽管董卓的手下有着一帮能征善战的猛将，也一样无法为其扭转局势，只因个人的武勇是无法左右一场战局胜负的。只可惜关东军那帮人里大都是一些包藏祸心的人，之所以起兵也不过就是为了浑水摸鱼捞点好处，实在是一些不足挂齿的憨货。
却说曹操倒是个有理想的人，一开始他大概是想要走能臣之路的，但是理想归理想，现实却容不下他那样的理想。于是乎，后来的曹操也渐渐地意识到了自己所面临的处境，就渐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所以最终他才能够雄霸北方。尽管他因为一点意外而未能统一全国，不算百分之百的成功，但至少他选择了改变却是正确的，而这也能让后人从中学到一定的经验。
关东军起兵不过两、三个月，其间曹操是第一个出击的，由于兵力太弱，就被徐荣打败。之后曹操与夏侯惇到扬州去招募兵马，募得一千余人，然后率众同袁绍、王匡一起驻扎在河内。此后没多久，屯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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