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接过了李大为的话说：“我党从1945年的时候起也一直寻找有效的方式防止出现历朝历代所出现的那样由盛而衰，由衰而亡的周期律的办法，最高首长发动的就是在这个方面做出的最为伟大的一次尝试，可是最后还是以失败而告终。我认为，我们要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明确地提出了要制度反腐，加强这方面的制度建设。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以防为主。以教育为基础，以制度为关键，以监督为保障”
“哎、哎、哎，我说刘大部长，你说的这些话，好象是在给人做报告，你这些话也许用来骗骗中学生们还行。”吴迪也凑了过来说：“现在的制度有最高首长为老百姓做主一切都没问题。但最高首长以后就不好说了。监督为保障？怎么监督？怎么保障？在一个利益集团内部，谁会相互揭短亮丑，堵还来不及。”
“可以搞人民监督制度吗！”
“人民监督制度，怎么监督，机构有多少？人民的话语权在哪了？怎么体现？意见往投，即便投了，怎么保证大量意见不被各级官吏所截留。直接从基层工农阶级进入执政阶层的人能有多少？就向后世工农阶级进入执政阶层的人越来越少，执政者龙蛇混杂，人民权利的行使机构人大代表，到是都是些什么人？我看有相当一部分是一些地产商和一些大大小小各种靠巧取豪夺国有资产的资本家，还有就是那些不的乌七八糟的什么文化也没有的所谓明星大腕和一些狗屁不懂，一句话里总想夹几个英语单词的什么吊毛精英的专家教授。为不为最广大的工人农民服务还是为谁服务就不得人知了。”
“老吴说的这些也客观的，”王鲲鹏自己的刀很难削自己的把“我记得以前2001年在我的山西老家就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山西晋中法院依法公开审理了特大杀人案，3名被告人最后，有2人判处死刑、1人判处无期徒刑。第一被告人是个姓胡的。
依法定程序，这个姓胡的特大杀人主犯，在法庭上做最后陈述，他说：‘我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正直善良的人，为此，我不断的去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自己从小的姓格就是仗义执言，敢做敢为。村里的那些无权无势的善良的村民和我相处的很好，有时，我就成了他们利益的代言人。然而，近年来，历任村干部贪污行贿，欺压百姓，他们把村民冒着生命危险挖出的小煤矿等企业上交的400余万元全部瓜分了。4年来，我多次和村民向有关部门检举反映都石沉大海，公安、纪检、检察、省、市、区的官老爷们给尽了我们这些向他们反应情况人的冷漠与白眼……。我们到哪里去说理呢？谁又肯为我们做主呢？我去公安机关报案，那些只凭工资的人民的公务员开着30多万元买的小车耀武扬威，根本句不管，甚至和村干部相互勾结欺压老百姓……。我们只有以暴制暴，用我的生命来维护一方老百姓的利益……。实际上，我本人并不缺钱，我每年都有4、5万元的收入，我完全可以不管这些事！但是，我不能！我的良心告诉我不能这样做，我不能对此置之度外。我不能让这些蛀虫们再欺压人了……。我知道我将死去，如果我的死能够引起官老爷们的注意，能够查办了那些贪官污吏，我将死而无憾
“你们说的这些情况那是我们以前的那个时代。我们现在正是应该吸取这些教训从现在起不断的完善我们在这方面的制度建设。”刘军不等王鲲鹏说完争辩道。
吴迪拍了拍刘军的肩膀说：“刘大哥，我们这几个就属你年龄大，你怎么尽说小孩话呢。所谓完善的制度是可以制定出来的。可是制度是靠人来执行的。而且制度本身，那是根据当权者的需要而制定的。你现在制定的再好，在完善，后面的执政者只要是不和他的利益，他可以根据他的需要任意修改。”
吴迪最后想了想说：“这些事，我们还是少艹这份心。儿孙只有儿孙福，后面的事还是让后面的人自己去办吧。人是最靠部住的。利益决定一切。人是可以变的。他今天是无产阶级的时候他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明天他官当大了，就要维护自己既得利益，并且还要把这些既得利益传给他们的子孙后代，就会代表少数统治阶级的利益。能向最高首长这样，打仗第一个把自己的儿子先送上前线的。老人家算是只是在中国漫长的5000年历史上的一个极其个别的特例。”
邓峰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说，古语云：“‘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中国做为一个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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