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惨白的闪电照亮夜空，瓢泼大雨说下就下，豆大的雨点砸在海面上，看着共同在盐湖农场渡过十年劳改岁月的老朋友渐渐沉入大海，萧郎沒有流泪，甚至沒有难过，他扭转身坚强的划着水，柳优晋临死前抛过來的土造救生圈增加了他的浮力，波涛汹涌，边防军的巡逻机帆船返航了，远处一盏孤灯，是陆地，是香港，是自由。
两小时后，精疲力竭的萧郎终于登上英国殖民地的领土，香港新界元朗。
与他一同下海的二十五名偷渡客只剩下他一个人，其他的不是淹死在暴风雨中，就是被边防军打死。
全身湿透，又冷又饿，身无分文，萧郎坐在烂泥地上喘着粗气，将身上的救生设备摘下，只留下一个乒乓球塞在怀里，踉跄着向内陆走去。
……三个月后，香港九龙一处建筑工地，身穿帆布工作服的萧郎正在搬砖，冬天的香港气温也比内地高许多，重体力劳动下的他汗流浃背，年纪不饶人，搬了几趟砖就直喘粗气，毕竟已经五十六岁了，老了。
但从事低级建筑工是他能找到最好的工作了，一个月一百二十港币，能吃饱饭，还有工棚住，如果省着点花，还能到附近街上找个小姐放松一下，大街小巷，灯红酒绿，靡靡之音不绝于耳，令人想到解放前的上海。
搬砖苦力们大多是逃港内地人，不会粤语，人生地不熟，便于管理，用工成本较低，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基本沒有娱乐生活，即便如此，每个人都很快活，因为能吃饱饭，甚至还有结余给内地的亲属汇款。
萧郎年纪大了，干活不如年轻人，但他混的却不错，因为会帮人写信，工人们出去耍的时候，他就躺在铺上看捡來的英文报纸。
工地建的是商铺楼，设计为三层，监工是本地人，工程师是个鬼佬，每天戴着安全帽到处指指点点，煞有介事，对这些工人他正眼都不看。
有一天，一辆白色劳斯莱斯小轿车驶到工地附近，下來几个西装革履的香港人，礼帽文明棍，皮鞋锃亮，颐指气使，鬼佬工程师过去和他们谈起來，对话用的是英语，萧郎的英文丢下很多年了，但最近恶补了一些，基本能听懂对话。
原來香港人想临时加盖一层，鬼佬坚决不同意，说图纸上沒设计就不能盖，两下起了争执，香港人似乎要被说服的时候，一个脏兮兮的搬砖工人出现在他们面前，用粤语结结巴巴道：“先生，地基允许多加一层，设计得当的话，还能多一个天台。”
所有的目光都投向萧郎，一个年轻人道：“你系边个啊，做咩。”
萧郎道：“其实我是一个工程师。”
年轻人嘴角翘起，用手点着萧郎的鼻梁：“行开。”
轿车里传出声音：“阿翔，什么事。”
年轻人立刻颠颠跑过去汇报。
车门打开，一个花白头发的老者下了车，西装领结，衬衣雪白，目光矍铄，走到萧郎跟前端详他一番，以标准国语问道：“先生贵姓，做过建筑行。”
“免贵姓萧，清华土木工程系1930届。”萧郎道。
“很好，以你的专业素养，觉得可以加盖一层。”老头继续问。
“是的，加盖一层完全可以，地基的称重冗余足够……”萧郎滔滔不绝讲起來，听的老头频频点头。
“那么就这样定了，加盖一层。”老头拍板。
鬼佬工程师急眼了，道：“不，怎么可以这样，你居然听信一个搬砖工人的鬼话，他做过什么工程，他就是一个苦力。”
忽然萧郎以英语道：“先生，我毕业设计是江东省淮江第一铁路公路两用桥，后來承建过梁思成夫妇设计的北泰火车站，以及北泰市政府等工程，这样说或许您可以理解，我建过一整座城市。”
鬼佬工程师气的哇哇叫。
老者抬起手杖指着鬼佬：“你被解雇了。”
又对萧郎道：“从现在开始，你是这个工地的总负责人，月薪三千港币，有意见么。”
萧郎淡淡道：“我要五千。”
“ok，五千就五千，先预支你一个月工资，理理发，洗个澡，换身干净衣服。”老者示意下，年轻跟班掏出大叠港币点了五千块递给萧郎。
“谢谢。”萧郎接了钱，“请问先生怎么称呼。”
“这位就是韦仲英爵士。”年轻跟班道。
萧郎微微欠身，目送爵士上车离开，再回头的时候，整个工地上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看着他。
萧郎用力将手中五千纸币撒了出去：“弟兄们，我请客。”
花花绿绿的港币漫天飞舞，工人们欢呼雀跃，萧郎心里默默道：“老柳，老龚，我找着工作了。”
就这样，萧郎在韦仲英爵士的地产公司做了一名工程师，在工地上干了半年后，转到写字楼去做设计，省去了风吹雨淋，月薪也从五千涨到了八千，公司还给他配了一辆罗孚牌小轿车。
韦仲英爵士是上海人，清华大学1928届毕业生，四十年代迁居香港，现在家财百万，被选为太平绅士，他对学弟萧郎很照顾，帮他置办了一处三百呎的房子，还将自己寡居多年的妹妹美英介绍给他，美英是圣约翰毕业，丈夫死于抗战，知书达理，品貌相当，沒多久两人就结婚了。
萧郎又过上了富贵日子，整日西装笔挺，出入有车，他对工作极其负责，公司里都说从沒见过这样卖命工作的人，萧郎听到这样的话后只是淡淡一笑，说你们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