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32年（1943年）正月，党中央小范围公开了岳维汉的党员身份，并成立了[***]中央南洋局，由岳维汉任书记，邓公和左总任副书记，同时任命邓公为中国远征军政委，左总为中国远征军副总参谋长。
与此同时，[***]中央还成立了南方局，由叶挺将军任书记，统一领导新四军的抗曰斗争以及长江以南地区的革命工作。
…………正月底，邓公和左总通过国统区的地下交通线，转辗来到了仰光，同行的还有首批数十名高级政工干部，岳维汉当即带着史迪威、赵欣怡前往仰光火车站迎接，对于即将到来的邓公和左总，岳维汉内心是无比期待的。
左总就不说了，我党为数不多的军事家之一！
最让岳维汉期待的却是邓公，在穿越之前，岳维汉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完全是在邓公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对于邓公所提出的超脱意识形态之上的“不管是黑猫还是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的政治理念，岳维汉绝对是顶礼膜拜的。
在岳维汉心里，邓公的历史地位甚至还在[***]之上！
因为[***]在晚年犯了严重的错误，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伤害，可邓公在晚年却没有犯下同样的错误，邓公在年老力衰之后，并没有眷恋权势，而是洒脱地将领导权让给了后继者，这给后续的[***]领导人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
“xiao平同志，左quan同志！欢迎你们！”邓公和左总刚刚走下车厢，岳维汉就大步迎了上来，与两人热情握手，旋即又将身后的史迪威、赵欣怡介绍给了两人。
史迪威分别跟邓公和左总握手致意，然后热情地说道：“邓，左，欢迎你们来到缅甸，我相信你们很快就会喜欢上这里的。”说此一顿，美国老头又自顾自地说道，“我早就听说过陕甘宁边区，很想去看看，只可惜一直没能成行。”
史迪威对[***]和延安边区的好感的确是发自肺腑的。
当然，这也跟史迪威对国民政斧已经失望透顶有着很大的关系，史迪威是个绝对务实的美国人，他早就已经发现国民政斧已经积重难返，不堪扶植，所以才会毫不犹豫地向岳维汉提出建议，邀请[***]员加入中国远征军以整顿军纪。
岳维汉跟史迪威的热情态度让邓公和左总心神大定。
说实话，在见面之前，邓公和左总心里还是不免有些忐忑，因为岳维汉太年轻了，而且在五年抗曰战争中挣下了赫赫战功，心高气傲些也是很有可能的，不过在见面之后，邓公和左总才发现岳维汉的沉稳却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简单宣喧之后，岳维汉将邓公和左总迎入了远征军司令部。
当天晚上，岳维汉就召集赵欣怡等高层党员在官邸召开了南洋局扩大会议。
按照北方局（八路军）的经验，南洋局是要全面插手缅甸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工作的，不过邓公首先提出了异议，认为缅甸和东南亚地区并不是中国国土，情况特殊，因此北方局的经验不适合南洋局。
不过，岳维汉却坚持给缅甸实业部、南洋银行以及南洋联大等政斧机构设置了党委书记一职，不过，相比后世各级政斧机构的党委书记，岳维汉提议的党委书记在行政职能上被大大弱化了，岳维汉提议的党委书记既没有人事权，更没有行政大权，只有监督弹劾权！
各级政斧机构的党委书记只具备监督权和弹劾权，这样既可以有效震摄行政长官，又避免了党委书记大权独揽的不利局面，当然，为了确保党委书记的震摄力和监督力，军队、警察这两支武装力量是必须掌握在党委书记手中的。
这个提法并非岳维汉想到的，而是他从前世论坛上看到的。
那位论坛上的“大能”认为，明煮专政要想彻底杜绝[***]是不可能的，但是对权力进行有效监督却是可以的，并提出了相应的方案，即弱化党委书记的职能，主要就是取消党委对政斧机关的人事任免权，使党委成为纯粹意义上的监督机构。
同时，让各级政斧脱出党委的控制，主官由民选产生，并且只能由非党员人士担任，各级政斧的附属官员则由主官全权任免，这有点类似于西方国家，在总统或者州长、市长当选之后，就可以利用手中权限任免自己信任的官员。
不过，在各级政斧头上却时刻悬着一柄宝剑，那就是党委！
党委是自成体系的，各级党委书记皆由上级党委任命，并且只对上级负责。
这样一来，各级政斧机关就在相当程度上摆脱了党的掣肘，从此只对选民负责，同时各级党委书记也掌握着军队、警察这两支暴力武装，一旦发现问题，随时可以强行罢免各级政斧机关的主官，然后由选民重新选举新的主官。
这样一来，就可以彻底摆脱我党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不利局面。
当然，这样的举措也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各级政斧官员的频繁更迭，这在建国初期，尚需集中全力大搞工业、大上项目的年代肯定是行不通的，但当国家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之后，却是很有必要的，宁可牺牲一些政斧效率，也必须使权力得到监督。
对于这位“大能”的观点，岳维汉还是相当认可的，所以有意拿缅甸做试点，以影响邓公的政治理念，老实说，岳维汉并不认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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