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后的杨朔铭到镇上闲逛时才知道，自己竟然成了双龙镇百姓心目中的英雄。
乱石山匪帮的被剿灭给了附近其它的匪帮以极大的震骇，加上听到了官兵大队进驻双龙镇的消息（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原先打算合力攻下双龙镇的匪帮们也散了伙，各自退回老巢固守，轻易不敢下山滋扰。在保安队剿灭了乱石山之后，双龙镇及附近地区的往来山路得以畅通，商民百姓对保安队无不称颂感恩，而杨朔铭亲手击毙了匪首贺黑驴，自然成了镇民们的景仰对象，无论他走到哪里，总会得到热情的招待和崇敬的目光。
对比双龙镇居民发自内心的真诚谢意，杨朔铭想起了自己在后世的几次见义勇为之后获救人却象躲避瘟疫一样的避而不见自己的经历，禁不住暗暗叹息。
我们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丢掉了那些本来一直属于我们的美好东西？
杨朔铭在街上逛了一会儿，又来到了刘老六的铁匠铺子里，想要再打一把“哮龙”战斗刀，而当他来到铁匠铺子的时候，却让里面热火朝天的打铁景象吓了一大跳。
看着光着磅子的铁匠们汗流浃背地打着铁，和角落里摆着的一堆堆矛尖和刀胚，杨朔铭象是明白了什么，他立即转身走出了铁匠铺子，去了保安公所。
来到了保安公所，一进门口，杨朔铭便听到了阵阵的枪声，他看到些从镇上临时征召来的一些年轻人正在保安队员们的指导下，排成两排，前排蹲座，后排站立，练习打排枪，只是他们手里使用的，并不是真正的军用步枪，而是土造的猎枪。
看着前方被打得浑身是洞的草人，杨朔铭暗暗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
这位保安队长徐元锦的身世，其实也是很让杨朔铭感到好奇的。
一个卫兵带着杨朔铭来到了徐元锦的屋子里，徐元锦象是在那里写什么报告，看到杨朔铭进来，便放下了手中的笔，在椅子上直起了身子。
“伤好了？”他笑着问道。
“已经不要紧了。”杨朔铭笑了笑，又看了看窗外在练习射击的人们，问道，“是不是又发生什么事了？有别的土匪要来？”
“你自己说过的，‘匪过如梳，兵过如篦’。怎么，忘了？”徐元锦似笑非笑地看着他，反问了一句。
杨朔铭明白了他是什么意思，苦笑了一声，没有再说话。
熟悉历史的他当然知道，辛亥革命之后，有些事情，其实正好和历史教科书里面所描绘的轰轰烈烈振奋人心的样子相反。
就象很多农民对于革命的理解那样，他们认为没了皇帝，就是没了王法一样，当时各地很多的民军（也就是革命军，在此以便同袁世凯的北洋军加以区别）虽然没有真刀实枪地打天下，但他们却想当然的认为自己有功。很多人只要当过民军，就会弄一功牌回家，多数是银子做的，回到家之后就象范进中举似的，那叫一个牛b，祠堂里领祭肉都是双份儿。但更多的人并不想回家，因为他们原本就是“绿林豪杰”，好不容易进了城，要留在城里享福。参加民军的好汉们在进城之后，觉得现在什么都可以做了。各地的民军在进城之后往往各据一方，大开烟馆赌馆，公开贩毒开赌。同时，天天跟新政斧要钱要饷，不给就闹事。甚至拦路抢劫，由于争地盘，抢财源，各路民军经常发生火并，你杀过来，我杀过去。有的民军的统领居然会在大街上被另一伙的民军杀掉，连手枪带金表金链子钱夹子统统被抢走，弄得城里的居民，天天提心吊胆。而这样社会秩序大乱的背后，是无度的奢华，尽情的享受。不少民军的官佐，在革命“成功”后迅速腐化，吃喝瓢赌，买妾纳记，无所不为。不只原来出身帮会和绿林的好汉如此，就是一些革命党人、新军军官，也一样开了禁，拼命放纵自己的yù_wàng，几乎成天泡在温柔乡和酒乡里。前方有事，找不到军官指挥，好不容易找到了，却全都烂醉如泥。军官这样，士兵更是跟着学样，经常有夜不归宿的。在醇酒妇人方面，革命党人似乎特别地在意，稍有条件，就拼命地享用。好象这样才能表明革命就是跟腐朽的封建清朝对着干。象清朝明令不许官员狎记，革命当然就可以开放了，封建礼法要“存天理，灭人欲”，革命当然就得“灭天理，纵人欲”了。对于多数革命党人而言，革命嘛，就是一种解放。解放嘛，当然首先得解放yù_wàng。革命军政斧好不容易筹来的钱款，好多都送进了酒楼记院。而一旦钱没了，很多民军则整队人马出来抢劫，和盗匪无异。
对于这样的革命，商民百姓当然大失所望，在他们看来，现在混乱的局面，或许还不及清朝统治的时候好些。
这也就是尽管武昌首义后不久，中国的多数省份都宣布读力了，看起来革命军声势浩大，人多枪众，而为什么占了这么多省份的革命党人，却在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其实不很情愿的情况下，依然几乎全体一致地要跟军事强人袁世凯妥协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样土匪一样的民军，想要和袁世凯正规的北洋军对抗，简直就是个大笑话。因此在总统换人之后，留守在南京的黄兴主动将其大部分都解散了，在打发广东民军回老家的时候，还发现大量下级军官在南京都娶了妻室（这些人多半家里还有一位！）。后世的历史教科书一直对黄兴主动解散南京留守府颇多恶评，更有上纲上线的爱国愤青认为黄兴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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