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的很坦诚，现在回想中苏战争之时，唐绍仪在某些事情上的不配合，确实也令他不爽，但是总理也有自己的难处，毕竟年年打下去的政斧是扛不了多久的，唐绍仪也不是想让帝国战败，而是希望帝国见好就收。
要说惩罚的意味还是有点，可也不必要表露的很明确，说不定等第三届政斧没有干好，宋彪还得请唐绍仪回来救场。
唐绍仪心里也清楚这些事，中央帝大的校长能算是一个很不错的安排。
共和国时代，大学校长就是一坨屎，芝麻大的厅局处级干部，手中无权无势，能混上来的都是学术流氓，流氓是真，学术是假。
在这个帝国时代则还是保留着那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很多特色，也有民国那种熟悉的味道，你能当一个大学校长，那就像是翰林院的掌院学士，岳阳书院的山长一样，那也是很不得了的社会地位，特别是中央帝大就更不得了啦。
中央帝大建校之初，宋彪以皇帝的身份给中央帝大写了一个校训，这个校训在此时的帝国时代是非常著名的，即“立志修身治国，胸怀天下苍生万物”，震旦大学的校训是“荟萃天下精英，开创万物新生”，所以，这两所大学培养的也是帝国最为尖端和高明的人才，而帝大的指向姓更强，像帝大的财经学院、政法学院和外国语学院，这可以说是专门为了培养帝国第一流的政客、法官和外交家。
帝大和震旦不一样，除了历史成绩，帝大通常不是很重视学员的笔试成绩，推荐分、面试分、笔试分各占1/3，能够到帝大读书的学员基本都是各所公私立高中、预科之中的活跃分子，都是一些天生就对政治和社会活动很感兴趣的青年。
既然皇帝要求是形成一个惯例，不是一个总理如此，唐绍仪也不便推辞，而且这个位置应该说还是很令人羡慕的，堪称是帝国未来精英的导师，只是相对于光复党理事长和国会议长的位置要差了许多吧。
唐绍仪在心里掂量了一番，还是和宋彪答复道：“臣下必当不负皇上重托，为人师长，训导国之精粹，此乃臣下莫大荣耀。”
宋彪就谢道：“你能这样想，朕还是很高兴的，因为你的功劳是后面的总理很难赶得上的，只要你能开这个先河，后面就都好办了。中央帝大的位置空不出来，还可以去中国科技大学和其他的大学，总理都是如此，其他内阁大臣和省长也都更容易这么安排，你们的社会资源强大，当校长最大的好处就能够利用自己的政治声望筹集经费，办教育不能光靠政斧，特别是办大学，因为政斧的教育经费和拨款还是要更多的倾向于义务教育，就算是公立大学，那也要尽可能的多吸收一些社会捐助。所以，朕非常希望在这件事上形成一个社会风气和惯例，退任之后的高层官员都要以积极投身办教育为己任，以此为光荣，哪怕他们是跑过去沽名钓誉的，只要能给大学拉来社会赞助和好处，咱们就得多支持。”
唐绍仪感叹一声，觉得自己命苦，但还是答道：“皇上英明神武，思及长远，功在千秋，臣下鞠躬尽瘁而憾不能效忠久远。”
现在拍马屁，晚了，宋彪原本还真是没打算让他来引导这个风潮和先河。
安排了唐绍仪的退路之后，宋彪这才和张康仁、欧阳赓说道：“下面就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情了，既然是君主立宪之帝国，对于你们谁出任总理之事，朕身为君主自然不需要过问，也没有过问的必要，你们心里其实都清楚，你们两个人不管是谁上台，对朕而言的意义都是一样的。这两届内阁之中，表现真的很不错的人也未必就只有你们两位，就朕个人而言，农业大臣王永江、工业大臣郑廷襄、交通大臣袁世凯、国土资源大臣宋教仁、税务总长欧阳锡，还有文教大臣梁启超，可以说都干的很漂亮啊，只不过你们身处闪亮的舞台，所有的成绩都被大家看到了而已。王永江这几年得罪的人比较多，郑廷襄在内阁之中资历尚欠，所以在党内都没有得到太多的提名。朕要和你们说的话很简单，谁先谁后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总理的位置也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关键在于彼此的职责。考虑下一届中央政斧所面临的国际压力比较大，外交棘手于内政，国家领土疆域大了，和外国的争议也更多了，不尽要维护国家利益，为帝国争取更宽松的发展环境，还要尽可能的继续开拓帝国在海外的利益，这些事也真的不容易，所以朕建议你们内部要有一个协商，下一届总理以外交为主。”
宋彪这番话一说，张康仁心中自然是很难过的，帝国能有今天，张康仁是功不可没啊，张康仁自己也觉得信任内阁总理大臣的位置非他莫属，而且他在唐绍仪派和忠君派之间的争斗中，一直是保持中立的，而欧阳赓此前一直还是唐绍仪派。
欧阳赓心中高兴，可也不敢表露出来，只道：“皇上，若是臣下出任总理，当出访欧洲，同德国重建亲密的外交合作，同时继续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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