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批评田代县长无组织、无纪律的措辞稍严厉了一些外，省委领导对于虎林县农民减负事件的回复，与刘东川的处理意见别无二致。
稳定压倒一切，鉴于虎林局势岌岌可危，书记办公会刚刚开完，[***]龙江市委关于免去赵润泽[***]虎林县委书记，免去田文建虎林县代县长，免去黎志强龙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委常委、常务副书记、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的命令，以及相应的任命文件，就在组织部门的努力下火速出笼了。
任免文件墨迹未干，龙江市委书记刘东川就率领市长曹维新、副书记任然等市委常委，马不停蹄的赶往开发区管委会宣布，并亲自送一头雾水的黎志强上任。
“……基本情况就这些，总而言之，减负后县、乡两级财政将难以为继。除了精简人员之外，我们是别无选择。”
当了这么多年干部，跟市委书记和市长同乘一车，黎志强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次。但曹维新的介绍却让他怎么也兴奋不起来，因为等待他的将是一个干成了千夫所指，干砸了身败名裂的烂摊子。
见他流露出忧心忡忡的表情，曹维新长叹了一口气，不无感慨地说道：“田文建同志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却没能把理论结合实际，说到底还是年轻啊。”
“之所以出现这个情况，组织部门难辞其咎！”不提田文建还好，提前田文建这三个字儿，刘东川就是一肚子的气。
田文建就是一把剑，一把既能伤人又会伤己的双刃剑。龙江党政大佬气急败坏的样子，坐在考斯特后排的黎志强搞得啼笑皆非。
这时候，任然回过头来，异常严肃地说道：“老黎，农村工作你最有经验，虽然时间有点仓促，不过我想这些问题应该难不倒你。赵书记和曹市长都在这，有什么想法尽管说，有什么要求只管提。”
任命文件上说得很明白，他上任后将身兼县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和代县长三职。给了他这么大权力，现在还能提什么要求？
黎志强沉思了片刻，突然抬起头来，迎着众人的目光，凝重地说道：“各位领导，与其说组织上派我去搞减负试点，还不如说让我去反[***]。拔出萝卜带出泥，还请各位做好‘要民心还是要干部’的思想准备。”
“志强同志的话一针见血啊！”
刘东川轻叹了一口，倍感无奈地说道：“80年代对机构和人员编制控制的比较严，报纸和电台还经常宣传县委书记、组织部长、公安局长不搞特权，老婆、孩子还在农村种田的好典型。
虽说对大学生和退伍军人的安排没有指标限制，但这一时期领导干部‘人事[***]’的方式，主要是公费安排子女读大学（委托定向培养）；农村亲戚子女先当兵后农转非，创造条件后再进公务员队伍。总得来说，增长速度还是比较慢的。
问题还是出在‘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这人权、事权、财权一分离，整个就乱套了。人事计划权下放，劳动、人事、组织部、编制委员会分家办公，农转非成了解决财政危机的一种手段，各单位用人自主权扩大，安排人吃皇粮完全处于一种失控状态。”
黎志强点了点头，深以为然地附和道：“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比如教委安排大学生、中专生、退伍军人或教师子女顶职，可以不经县编委、县人事局同意，直接安排到学校，由学校所在地的乡镇财政发工资。
就是这种县直单位‘发帽子’，乡镇财政‘出票子’的体制，使很多人有机可乘，这种财权、人权、事权的不统一体制，为各单位的头头相互‘换手抓痒’，安插亲友，提供极大的方便。
头头们的联手，可以在饭桌上敲定安排三五人甚至更多。即使要安排的人是刚刚出狱的或是目不识丁的也无所谓。而对于普通老百姓的子女、名牌大学的高材生、部队立功的转业干部，尽管政策规定必须优先安排，但往往一拖就是几年，有的安排后，两三年不能上班领薪，上班时，还要收取增容费，少则万元，多则几万元。”
曾几何时，市委领导们都关心起农民负担来了。
黎志强还没说完，曹维新便插了进来，一脸义愤填膺的表情，咬牙切齿地说道：“甚至还有不少县长、局长、书记，或其他身居要职的关键人物的老婆、子女，安排到某个单位，只拿工资，根本不用上班。他们互相关照，心照不宣。这种‘只吃粮，不打仗’的人，在很多单位也占有一定的比例。”
“事到如今，我们是退无可退了。志强同志，该怎么干就怎么干，不要有什么顾虑。”
与以往的历次减负不同，这次是被动应战。田代县长许下的那去年平均收入25的诺言，以及唯恐天下不乱的《农民减负指南》，一下子把虎林县委和龙江市委推到了悬崖边。
总共就那么点钱，既要上交国库，又要维持sān_jí部门运转，迫使市县两级领导下定精简人员的决心。
从内心来讲，黎志强非常佩服田代县长的魄力。但对他这种不留后路，不顾后果的行为又感到惋惜。毕竟他的所作所为太出格了，如果不是有南方科技那张王牌在，刘东川绝不会像现在这样妥协。
同时，连省委都给他打上了“无组织、无纪律”的标签，这就意味着他的政治生命已经终结。与成千上万的虎林干部为敌，以这种方式断送自己的政治生命，值得吗？
就在黎志强感慨万千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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