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部再按政事堂的决定予以拨款。
第二种预算是由上而下，就是政事堂根据国家的需要，制定出各种长远的战略目标，比如治河工程，或者对外开战、对民生的投入等等，目标制定好后，将具体工作分派给相关部门；各部门核算出完成这项任务需要多少资金，将预算提交审计司审核，经政事堂确认，户部拨款。
以前朝廷的财政支出，都是被动的，包括政事堂的宰相心里也没个底，哪里需要钱了，就往哪里砸，结果砸来砸去，到最后发现钱不够用了；有些事情本来可以拖一拖，由于当时感觉国库还有些钱，便都砸进去了，到后来有了更急迫的事情需要用钱，却拿不出钱来，事情耽误了，财政也透支了。
有了这项财政预算制度，基本就能化被动为主动，政事堂的宰相在年初就能作一个宏观把控，最大限度地控制财政赤字，把有数的资金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去，让大宋的财政支出从无序变成有序。
政事堂决定之后，再将这项政策拿到朝会上去讨论，这种讨论已经不是施不施行的问题，而是让各级官员拾遗补漏，使政策更加完善，更符合大宋的实际情况。
甚至将这项政策通报全国，让各地官员以及读书人加以讨论，但凡有意见的，都可以上书朝廷，这是杨逸自己提议的，财政预算是他从后世带来的一种政策，用到大宋这种君主制社会上，到底会出现什么不良反应，他心里同样没底。
一人计短，两人计长。
财政预算将关系到大宋今后的国策制定，以及各部门的运作方式，官员的绩效评估，甚至有可能在大宋引发方方面面的变革。
如此重大的一项政策，杨逸觉得有必要交给全大宋的有识之士加以讨论完善，这可不是他学画画，来不得闭门造车。
这项政策一经公布出去，立即引起轩然大波，不仅是地方官吏，名士大儒，州中学子，甚至青楼中那些才华横溢的姑娘，都开始热烈讨论这项政策。
很快，苏东坡和范纯仁分别上了一份奏章，洋洋洒洒数千言，从方方面面剖析了这项财政预算政策；范纯仁提出，财政预算制度的完善，还需要一个绩效审核部门的协同，某一笔钱拨给某个部门后，最后绩效如何就需要这个部门进行核实，不能光看这个部门的年底工作报告，否则绩效预算就是一纸空谈，反而给了各部门官员更多以权谋私的机会。
苏东坡提出，财政预算能否起作用，关键看审计司的职责履行得怎么样。审计司掌握着各门部的预算审核权，权力过大，必须另加以制约；否则若是审计司官员贪赃枉法，接受某些官员的贿赂后，在审计预算时予以偏袒，则财政预算制度反而会害国害民，国库的钱都花到了不该花的地方，或者说本不该花这么多钱，结果却多支出了好几倍。
可以说苏范俩人都看到了问题的核心，指出了财政预算这项制度的脆弱性，以及应该完善的地方。
政事堂根据他们这些意见修改政策的同时，还给予钱帛嘉奖。
各地的官员、士子，就此项政策也提出了许多改良意见，但凡有见地的，朝廷都给接纳，并予以嘉奖。
真算来，这也是朝廷发现人才的一个机会，而那些读书人为能参与到国家大政中来，也倍感兴奋，对朝廷也更加拥护。
总体而言，财政预算这项政策的推出，支持的声音占八成以上，杨逸一下子又成为大宋的风云人物。
但他还没停歇，财政预算确定下来后，杨逸再接再厉，立即抛出的奢侈品消费税的提案。
如果说之前的财政预算是节流，那么这项奢侈品消费税就是开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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