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阶段，组建减租减息工作队进驻各个乡镇，护卫队派出保护队伍，每个队员要有两个士兵保护，工作队所有队员都要配枪。”
“第三个阶段，全面推行减租减息，租子不能超过四成；年利息不能超过20，超过的课以十倍重罚，有武力对抗者、阴谋破坏者一律法办。
唐纵要严密监控川军的反应，刘湘、刘文辉、杨森他们本就是当地大地主，他们很可能会放纵他们的部下进行破坏。”
“我们有几个月的时间作准备，春天下种，重庆麦收是在五月底六月初，在此之前不会有什么，到了收获的时候，就是见真章的时候。”
听完庄继华的布置，杨永泰感到有几分成功地希望，刚才他又细细衡量了庄继华与浙江不同地地方，感到庄继华好像还是有成功可能的；浙江失败地主要原因是有求于士绅，军费紧急，浙江田赋一年数征，士绅拒不纳税，张静江无可奈何做出让步。而庄继华与张静江最大的不同是，他不收税，这些士绅无从威胁他，除非选择武力对抗，可这样无疑会导致他们彻底毁灭。杨永泰现在的心情是患得患失，一会担心搞不成而一败涂地，所以反对；一会感到有可能搞成，因此又赞成。他失去了一贯的沉着冷静，身不由己的呗庄继华推着向前走。
在庄继华布置下，春节过后，重庆各大报纸忽然之间充斥了关于民生主义的讨论，从城市工人到农村农民，对他们的生存状况进行探讨，二月底一封读者来信在《渝州晚报》上披露，这是一个开发队工作组队员的来信，他在信中讲述了他所在地区农村的情况，地主收租高达八成，因为不收农税，所以地主要提高地租；租用耕牛利息原来是百分之六十，现在不收农税了，地主就敢提高到百分之七十五，食油提高到百分之二十至二百，盐百分之一百五十；于是政府没收的农税，全部流地主的腰包了，而农民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好处，他甚至建议，如果是这样还不如收农税，然后把收来的农税反哺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
这篇来信一经登出舆论大哗，纷纷谴责地主的贪婪和无耻，学者们一致认为应该采取办法限制地租，卢作孚办的乡村建设学院的一位教授撰文认为要落实民生主义必须厉行减租减息，他在报上发表的文章认为国民政府早在民国18年就制定了减租减息政策，限定地租不能超过四成，利息不得超过20，这项政策已经六年了，但却迟迟未能落到实处，这是农村动乱的根源所在。
随后又有经济学家出来论证农村经济破产对城市的影响，称农村市场一旦破产，势必蔓延到城市，失去农村市场，商品势必积压，农民随即蜂拥入城，城市劳动力供大于求，于是工人的工资下降，工人工资下降使他们的购买力受到严重削弱，于是商品进一步积压，最后导致工厂大量倒闭，城市经济也随之衰落。
到三月中旬，《渝州晚报》发表了一篇《抗战与减租减息》的文章，这是篇文章没有署名的文章，这篇文章首次把减租减息与抗战联系起来，一举扭转了那种只停留在经济和道义上的讨论，将讨论推向更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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