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部胡尚书早就想致仕了，只是朝廷一直没有合适人选接任，天子心目中的接班人秦侍郎资历还不够，所以他才一直拖着当这个尚书。因而他心里根本不想惹麻烦，今曰天子给了“批示”，他也就顺手接下了。至于其中门道，想归想但不愿公然顶撞天子。
之所以让群臣诧异，同时叫拿着“批示”的胡尚书暗暗犹疑，实在是因为在报纸上批示并下发这种事太史无前例。
在国朝按照规矩，百官佐理诸事，天子垂拱而治，百官与天子之间的政务联系方式是奏章与批答，内阁与司礼监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为这个程序背书的。这样才是一整套被文官视为“合法”的程序。
天子对奏章的处理叫做批答，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到，其中有一个答字，其实是很被动的。没有进奏，就没有回答，也就是说，先有官吏军民上书，后面才有天子批答，正所谓垂拱而治也。
另一方面，天子随意就政务下发诏令给外朝叫中旨，被视为乱命，要遭到文臣抵制的。至于胳膊能不能扭过大腿，那就看双方的本事了，有时能扭过有时不能扭过。
当然现实里确实也有天子主动用手诏宣示圣意，但前提是手诏要先发到内阁，由内阁签署并重新草诏后，再次以奏疏形式上奏给天子，然后批答了才算生效与合法。
这些奏疏程序，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天子的话语权。比如有些事情，假如能做到全体文臣都装聋作哑、视而不见，那么天子即便使尽浑身解数，只怕也难以发出一道合乎自己心意的圣旨。
为什么在国朝，司礼监、厂、卫这些法外势力饱受诟病却能经久不衰？那是因为历代天子需要这样的左膀右臂来实现自己的意志，不然在制度内和舆论上要受到很大约束。
现在天子给工部尚书胡大人的这个东西，既不是普通的圣谕批答，也不同于一般手诏，听天子自己起了个名字叫做“批示”，应该如何正确对待就成了让胡尚书发愁的事情。
老尚书忽然想到天子方才说过的一句话，立刻心头雪亮了。记起天子说了“要正确对待舆论”，这话很耳熟，仔细想去却是昨天李佑反复强调的！
当即他可以断定，“批示”这种坑人得东西一定也是李佑的主意，也只有李佑才想得出这种另辟蹊径的主意！
胡老尚书没有猜错，这个主意确实源自于李佑，而李佑则源自于上辈子记忆。虽然以他的短浅见识，一直参不透“领导批示”四个字的原理，但他很清楚，这是很奥妙的法门，值得让天子学习的。
批示不同于批答，可以管用，也可以不管用；可以想让它管用，也可以不想它他管用；可以是合法的，也可以是不合法的。
而且该管用时，批示对象若没当回事，那就惨了；不该管用时，批示对象却真当回事了，那就更惨。
总而言之，正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也。这种功法再配合有心人制造的“民意”、以及报纸这个平台，在标榜言路畅通不可侵犯的大明朝廷里，算是打破奏疏批答体系另造了一个舆论生态圈，太有利于天子反制群臣了。
只要在位的天子不是蠢货，都会欣然学之的。故而昨曰归德长公主听到这个想法后，兴奋地用“天才”来称赞情夫。
胡尚书心里在考虑，别人心里也在琢磨。虽然似乎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却代表着礼法程序，须知风起于青萍之末，故而群臣皆不敢疏忽。
从权力lún_lǐ角度而言，这“批示”来源于报纸民情，并非那发源自天子内心私欲的手诏，臣属想要抵制和反驳都很不合时宜，法理上也不充分。天子之下都是臣民，没有大臣敢公然说臣不是民，那是造反。如果将呈送在天子眼前的报纸当做另一种形式的上疏，也未尝不可。
事情若只是如此简单就好了，殿中大臣无不是久历宦海的人物，很多人深入考虑的其实是君臣权术博弈方面的问题。
这《明理报》明显是现有体制之外的事物，上面可以说自由得很，什么内容都有，连“艳妇裸尸横陈”这种东西都出现了。那天子拿着报纸做批示，打着民意的幌子，同样也自由得很。
报纸毕竟不是奏章，天子可以想批示就批示，不想批示就不想批示，看重的地方就批示，不关心的地方就无视。在这种局面下，而群臣若要随着天子的批示而动，那么岂不相当于天子在舆论和政务中重新掌握了很大的主导权？
对群臣而言，民意放在嘴上须得重视几分，其实可以不用太当回事，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但不能不把天子当回事。
有过地方官经历的朝臣如石祭酒这样的，此时突然想起一个词——裹挟民意。
在地方做过官的都清楚，常常会见到缙绅大户依仗本土势力来绑架民意要挟官府。而目前天子的这种打着听取民意旗号下发的批示，就十足十的像是裹挟民意的做派！
堂堂一国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裹挟民意给大臣下批示，听起来很好笑…众臣感觉这简直就是拿着鸡毛当令箭，一时间却想不到什么好法子应对。
单独是君上，可以围拢之，单独是民意，可以无视之，但君上加民意组合起来呢？只怕就不像以前那般好对付了。
其实群臣这点心思，说白了都是私心杂念，不好宣之于口，总不能公然跳出来说，天子你重视民意是不对的，你就是为了打压吾辈话语权。所以半晌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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