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顼说道：“边臣诞妄诚害事，缘理可知，而事不可知，可以理解。但边臣奏报要诚实决事，如窦舜卿说王韶所奏的只有一顷，当时朝廷以为必无此地。今韩缜打量，乃有四千余顷。窦舜卿仍言今打量地，必非王韶所指处。”
错了就错了，有特殊原因，可以陈述，何必撒谎狡辨？
话音还是偏向王韶的，怎么着，也是为了河湟准备的。看看开边有多难，种谔、折继世、折克行、燕达等，那一个不是鼎鼎大名的勇将，罗兀城都没有经营下来。
若是开河湟成功，一个营田又算什么，不就是四千余顷营田。想一想国家隐田有多少，四路复查，又查出来六十多万顷隐田。四千顷能与六十多万顷相比？
可双方都在钻死理。文彦博与冯京上奏说，缜所言还不是实际情况，就是事实，事患在巧言乱实。一个个都象这样，以巧言颠倒是非黑白，如何了得？
赵顼说道：“患不明，不患巧言，若见理明，巧言亦何能乱？”
也就是民间的话，身正不怕影子斜，不做亏心事，何怕半夜鬼敲门？不过没有办法，只能下诏夺王韶之官，王安石不同意了，道：“巧言，虽尧、舜亦畏之，然以见理明，故共工不能乱尧、舜之治也。汉元帝诏曰：朕不明於理，靡瞻不眩，靡听不惑，政令多还，民心未得，公卿大臣缘歼作邪。惟不明于理，故靡瞻不眩，靡听不惑；惟眩惑，故一有政令，辄为浮议所夺而多还；惟政令多还，故民心未得；上所艹持如此，公卿大臣所以敢作歼邪，其本乃在人主不明于理故也。”
赵顼前面下诏夺王韶官后，后面心中又后悔了，虽然这一顷营田让人啼笑皆非，但开出河湟才是头等大事，于是顺势下马，道：“是啊，边臣各自用己爱恶处事对人，韩缜所以打量出地者，是与窦舜卿不能相容故，其他事即不肯如此尽力。”
王安石立即跟上道：“陛下明察，见此尽之矣。”
都在胡闹！
郑朗听后瞠目结舌，不过这段时间他基本消失，隐田查了出来，又挪出一万七千余顷荒地半荒地拍卖，这个过程略有些慢，还要替其修道路，商税税率重新调整，银行扩股暗中准备，筹备一些作为本金的金银，替朝廷节约开支，事务很多，还是没有离开三司。对此，大家并没有反对，偿还了许多欠负，但欠负仍然很沉重，郑朗乃是理财好手，兼带三司使之职，国家财政能早曰恢复健康。但到了六月，去年国家收支账目未出来，大家感到了古怪。有人询问，郑朗含糊地回答，谋划一件大事。
以为郑朗又要折腾了，这几年年年折腾，许多大臣苦心相劝。
郑朗只能答道：“非是诸公所想像，到时便知。”
然后与皇祐时主政一样，似乎消失。实际没有，只是平时不大喜言事，少说话，多做事！没有大的草议，何必磨嘴皮子。一顷田，太雷人，郑朗一直未参与。
冯京一看形势急转，急道：“此地乃是招弓箭手地也。”
王安石道：“王韶所奏但云，荒田不耕，何啻万顷，即不言除欲招弓箭手地外有此。”
难道开荒错了吗？
冯京不能作声。
文彦博在洛阳上书说，若真是如此，须罪窦舜卿。至少他不能撒谎，将四千多顷营田变成一顷田，让天下人失笑。
郑朗叹息道：“士大夫是国家栋梁，边臣也是国家的栋梁，为了国家安全，在战场上撒热血，抛头颅，生命往往悬于一线之间，对国家岂非无功？宽夫虽是国家重臣，为何偏与边臣过不去，仁宗时打压狄青，如今王韶稍稍立功，国家将大用，未用之即，宽夫又盯其所短，不视其长，将其压制，使国家又失一边臣良才也。况且王韶非是武将，同样是进士及第。”
赵顼眼中一亮。
文彦博不知道，在洛阳又上书说道，臣以前在秦州，沿渭岂有如此之多荒地？此必欺罔。
王安石拿出地图，说道：“韩缜专沮坏王韶，陛下可以从奏报中自见，无缘于此荒田，乃是诬王韶欺罔。陛下尝记御史所攻王韶否？乃是陈升之、冯京谕谢景温，言沈起将甘谷城地作沿渭地，欲盖王韶罪。景温至中书对答，臣面诘沈起案卷具在，无将甘谷城地作王韶所奏者，何故妄言如此？景温对臣与冯京言，是集贤相公与参政，谏议我如此说的。”
又将陈升之卷了进来。
就算有错，陈升之与冯京做得也不对，宰执与言臣不能交结，更不要说授意言臣该说什么话，那么要言臣有何用？王韶当罚，陈升之与冯京也当罚。
一道滚蛋吧。
要么王韶就复官。
陈升之与冯京无话可说。于是前面诏书夺王韶官，后面又诏书复王韶官。
冯京只好说道：“不止如此，王韶行市易亦为不便。”
赵顼说道：“仅是秦州一州市易，有何不便？且郑公以前在渭州执行过市易，轻重早已说过。”
文彦博上书道：“官中更为贩卖者，就是不便。”
王安石道：“且不论古事，止以今事论，公使皆贩卖，士大夫家中多有生意，人无以为不便，何也？”
文彦博道：“近曰事多，费更不足，如置古渭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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