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谅祚闻听后将这些族账尽迁于兴州。诸部无可奈何，怀土顾望。那时候朝廷已经下诏夺情，不知多少诏夺情郑朗回京。种谔胆子壮了起来，派使追上这些族账，说你们来我们宋朝吧。
诸族酋大喜，又怀疑起来，不是你们宋朝这么多年皆不接纳我们内附吗？使者说此一时彼一时也，郑相公马上再度进京了。郑朗威名一个个知道的，闻之手舞足蹈，立即回头。几十帐族几万羌户一下子冲破边境线，涌向宋朝。
赵顼闻之哭笑不得，人已经过来，不能再送回去，山遇惟亮成了宋朝康定年间的一个深深伤痛，不怕犯错，就怕犯错后不知悔改。为了安抚李谅祚，重开互市与岁赐。但那时，历史已经翻开新的篇章。
现在宋朝却是渐渐步入最黑暗时期。
富弼请退，另一人也请退，程师孟，本来他就不适合担任宰执，加上他是郑朗的嫡系，朝中又无他人帮助，一直遭到挤压。原来还有张昇与富弼罩着，现在两人皆在请退，自己还能有好下场么。率先请呈。
富弼还挪不开面子，立即准辞，程师孟是什么人哪？前面一上，后面就将他外放了。
退的不是他一人，许多重臣要求外放，有的让赵曙挽留下来，有的就没有挽留，陆续退出朝堂。许多官职就空缺出现，特别是枢密院。赵曙环顾四周，看到了王畴。这是一个老实人，朝堂上发生的种种他没有插手，也不敢插手。有一次赵曙与其交谈，通过谈话，看到王畴的态度，觉得可用。至少不反对俺是么。
因此让王畴为枢密副使，这次连欧阳修也反对了，赵曙说道：“畴善文章。”
欧阳修说道：“其人劲正，但不为赫赫有之名。”
说得很婉约，再说下去，那就是将皇上当成呆子。
吕诲不管，直接将原因说出来，也不是王畴不好，这关系到宋朝的一个制度。凡是进入两府的大臣必须在下面担任过一段时间知州或者知府，这样能了解真正的民生，还有读力处理事务的能力，也避免一直赖在京城不走的老油条们用资历混进两府坏国家的事。
后人也许不知道，但赵曙乃是宋朝的皇帝，连这个都不懂，这个皇帝是怎么做的？
王畴正是缺少这个重要的经历，所以不能做西府副相。
然而无论欧阳修或者吕诲，皆不听。
赵曙又忘记了一件事，别以为皇帝就可以欲所欲为，赵匡胤兄弟为了防止一朝昏君误国，制订了繁琐的制度，不仅是约束群臣，对君权也进行了掣肘。
想一想赵匡胤那个小花蓝子，若大的皇帝想要一个花蓝子都要不到，况且随随便便不合制度就授一个副相？
诏书到了两制那边，没有两制官员重新书写，诏书不管用的。翰林学士钱公辅也不辨解，直接动用了合法权利，封还词头。也就是两制官员一旦觉得诏命不合理，拒绝书写诏书，送回皇帝或者两府大臣那边，诏命直接终止。
钱公辅不是第一个做的人，以前许多诏书被两制封还词头了。
赵曙抓狂了，他能恨赵祉，甚至能恨赵恒，但能不能恨赵匡义与赵匡胤？不管是不是亲祖宗了，粗暴的下了一诏，将钱公辅下放到滁州为团练副使。就是贬也要合理的贬，团练副使是什么样的官职，还不及一个小知县，钱公辅是什么样的官职，若大的翰林学士，最少也得贬一个知州吧。况且有什么罪外放？
钱公辅判决审疑，暂时无权封还词头，但诏书又让另一个两制官员封还词头了。卢士宗，陛下，这道诏书更是莫明其妙，不能通过。赵曙大怒，那么倒底你们是皇上，还是我是皇上？要处罚卢士宗。
吕诲、吕公著与等人营救，韩琦一看不行，如果真让皇上这么干了，那么所有制度会一一崩坏，暗中做了劝解。然后做了权宜之计，王畴还是做枢密副使，钱公辅也继续下放，至于卢士宗也就算了，止罚铜三十斤。
士大夫不服，可富弼都放弃了，面对强悍的韩琦与不可理喻的皇上，又缺少领头的首领抗衡，只能忍气吞声。但一个个低估了赵曙心胸有多狭小，暂时放过卢士宗，一忍忍了一年时间，终于找了一个借口，将卢士宗下放到广德军。黄山风景还是不错的，离广德军很近，没事去看看黄山吧。
赵曙的做法验证着郑朗的说法。
无论再好的制度，只要执行的人不行，制度照样能轻易的破坏，不要多，一个权相一个皇上连合起来，什么样的祖宗家法也等于零。两府宰执必须有地方首长的磨勘经历破坏掉了，两制官员封还词头的权利破坏掉了。更多的大臣终于选择了沉默。
赵曙可以欲所欲为，没有大臣吭声，很好，很满意，君子有恩不一定要报恩，但君子有仇必报仇，他从几个侍讲讲的史记里学来的，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司马迁说的话。
然后眼睛盯啊盯，盯到一个让大家都想不到的人，蔡襄。
富弼是君子，偶尔还能反击一下，蔡襄自庆历新政过后，就差一点变成绵羊了，没有想到赵曙居然盯上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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