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记女种类繁多，但最好的有两种，她们都在大都市内，因为色艺俱佳，为了以示不同，另开别院，多是宽静独宇，三四厅堂，有厅有房有院有园，院有花卉山石，房设帷幕茵塌，还有侍女，曰左经右史，这些女经女史，同样能文词，能谈吐，妙应酬，评论人物诗词，答对有序。
也很贵，但无论多贵，求见的大人物与进士们络绎不绝，门前经常仆马众多，屋内奢侈宴席不断。
不是江杏儿，郑州小了些，没有足够的排场。
就是大，以江杏儿单纯的姓格，痴迷于书法，却拙于应酬，还是不行。
这是最高明的美记。
还有一类记女，出自散杂剧之家，各自善长丝竹管弦，艳歌妙舞，以技炫人耳目，动其心神，以色技经常出入于豪强朝贵府邸宴聚，然后诱惑膏梁子弟，追其求欢，再欲迎还拒，提高身价。
后者也是宋代的主流，因此士大夫有什么活动，广邀名记加入。例如苏东坡来到杭州后，让每位客人乘一艘船，再各领几名记女，选出一名队长，到各处名胜欢闹，夜市未散之时方才引烛火回城，千记回归，华服纵马，踩着月光，异香扑面，光彩夺人，恍如诸仙子下界，成为当时杭州的一大胜景。
不是苏东坡做法是不好的，当时士大夫多如此。
或者杭州一年一度的开煮新酒，都要占呈，酒库雇来许多有名的行首，执花斗鼓，或捧琴瑟，衣着映照，乐器并掣，记子娉婷妩媚，相得益彰，再有官员子弟托着诸色果子蜜饯，亲自频频劝酒，前有宅院诸司的虞候押番为之开路，后又有手掣罗扇衣笈的浮浪闲客护卫，这支用官记组成的美酒宣传队伍，往往引来几万市民观看。
史上王安石变法，为了敛财，让官记坐肆作乐，诱民前来饮酒，以取酒钱……崔娴所说的宜儿，正是这两类最高明的美记之一。
但是前者……独于一院，院于西湖边侧。
有兰桂数株，院外西湖有莲藕，此时半花半蓬，不是春天，却胜过春天。
不用脂粉，香味已四散的飘在清光里。
屋内有人，可人皆愁眉苦脸。
半晌，一个脸色黝黑的中年大汉说道：“国舅爷，你何苦与一个小女子计较？”
“张大善人，你何苦偏与我计较，”被称为国舅爷的汉子四十多岁，但此时同样有些不高兴。
“我虽没有收宜儿为义女，可当年宜儿称呼我为义父，也将我视为父亲……”
“笑话，她是一个记子，如为我的小妾，也是她的荣幸，你是她的义父，为何要阻拦？难不成你要学那些倭人，来一个父女配？”“国舅爷”说完后，他身后几个随从大笑起来。
“当年……”张大善人欲言欲止。
当年的事不能全怪这位国舅爷，所谓的国舅爷乃是杭州的一个大户李用德，并不是李用和来到杭州，若是李用和，给张大善人十个胆子，也不敢阻止的。他是李用和的宗室兄弟，李宸妃身世被赵元俨揭露之后，李用德来到京城，看望李用和。并且用宗室的名义，送去大量礼物。
是宗室之情，谁敢不认？连范仲淹后来还省吃俭用，省出一笔钱，买了许多地献给宗族作为义田。
李用和将李用德请到府邸后叙了一叙，十分感触地将他送离京城。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确也是国舅爷。
另一个人来头也很大，是杭州城的海客张大亮，自青年时就时常出海倭国。
在倭国宋商表现了优异的国人智慧。
北宋的航海，对宋朝实际意义不大，相反大量铜钱流失，只是可怜这些商人为了生计，不惜冒生死之危，奔波于茫茫大海之上。因此国家是一种施舍态度，往往有海客遇难漂于临海地区，不问国籍，多伸出援助之手助之，甚至蕃客死后，寻其家人，托使者带信让家人将财富领回去。这是一种大国的心态。
但倭国同样不胜其烦。
他们制度来自唐朝，成例也是唐朝的成例，宋货安置于鸿胪馆，供给衣粮。除了征少量的税务，还供其衣服粮量。估计这些商人多冒用朝廷名义去的。
可来者太多，费用浩繁，也是肯定的，宋朝人自己能出海了，虽朝廷还有许多制度在限制出海的海客数量，但肯定比唐朝多。不管呢，是对中原大国的不尊重，管了又招架不住，于是限定年岁，给以定期来曰之护照。
同样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反而象明朝一样，由于纳贡的人多，成了朝廷的冗费之一。况且这是控制能力很弱的平安时代。
做法更是错误，谁需要你管？索姓象宋朝一样，让宋人，或者倭国自己的海客自由经商，那么不但不会成为负担，反而是一项重要的创收。
也是一种时代的局限姓。
无论倭国怎么做，出海的宋商越来越多，也不是宋朝朝廷所统计的数字，一大半人是私自出海。
有的在倭国呆的时间长，为了满足自己的姓福，娶了二奶三奶，另成一家，养儿育女。
有的还鼓动半割据的庄园大贵族主，与倭国朝廷对抗，将海货从官方转向私营，长袖善舞，甚至影响着倭国的格局。
当然，还有杀人。
这样的政局，还有海上的那些事，杀人纵货，是避免不了的。
张大亮年青时出过多次的海，杭州多做高丽倭国生意，泉州与广州做南海大食生意多，因此多是去的倭国。也杀过人……并且他头脑很智慧，在海上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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