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种种原因，这本书有缺陷，可朝堂局势很危急，不得不将这本书刊印出来，提一个醒，总比让朝堂分裂的好。
这是他美好的想法。
有可能会想作用，有可能不起作用，有可能只起一点点作用。但交待了刊印的原因。
想怦击可以，我就是一块陋砖，不是美玉。
总不能说它连陋砖也不如吧。
就是二程张载到了大成的境界，也不敢说这本书是一块陋砖。
人家自己说它是陋砖，还能说什么？只好看，但再看，有的人就看出一些门道。
当真是陋砖，那本激进版的中庸都让赵祯翻了最少有二十遍，况且这本温和版。整本书没有谈多少政治，即便说史也是用史论述中庸，强调他的中庸思想，包容调济，与时俱进，直而温之，简而无傲。
还有一个思想，学而致用，知行合一，但这里的学而致用与知行合一不是一种单独的思想，同样是一个三，知是这一端，行是另一端，从知到行中间的过程是三，是知行合一，也是中庸的一种。
那么这个中庸如何落到实处，太平州与师徒对话那六篇就详细地阐述了如何将它落到实处。
严谨的一本学术书籍。
可是不是如此，再看，就看到它所说的每一个思想，都似乎直指时弊，并且教导如何去解决时弊。没有说清楚，可只要不笨的人，能清楚地看到里面的含义。
每一篇文章证据有力，气势磅礴，不但是学术，也是一篇篇优秀的古散文。
这样对儒学的进行一次大总结，也是宋朝开国史上破天荒的一件大事，书一出，便引起轰动。
消息不通，太平州还不知道。
不过一州要送一本，王昭明过来宣旨，也带了一本刊印好的中庸，递给郑朗。
郑朗翻了翻，奇怪地问：“王内侍，怎么是秘书监刊刻？”
有区别的，宋代印刷分为官刻与私刻两种，官刻有地方各司与州县官府，京城有秘书监、崇文院与国子监三处，私刻是私家书铺刊刻，但不论是私刻为了宣传，官刻为了负责，最后一页都留有书铺名字，比如岳珂的《棠湖诗稿》最后一页留有临安府棚北大街陈宅书铺印，有地址，有书铺名字，甚至还有刻工姓名与字数，雕板数，合用纸墨成本与书价。
王昭明简单的将过程说了一遍。
郑朗苦笑一下：“这两小子。”
自己是好心，抢在殿试榜发出之前，让他们刊印这本书，是为给他们加分的。今年录取的进士远远少于上一届，郑朗教他们学问，教他们做人做官，但害怕影响科考，不一定是前十，但不要掉到同进士里面，对以后仕途必然产生影响。
比如贾昌朝，因为不是正宗进士出身，后来反复让君子党拿出来做文章。但那又有何妨？论在儒学上的造诣，许多君子也未必能赶上贾昌朝。当真学历如此重要？问一问爱迪生去。
事实它就是很重要，没有办法。
提前将这本书抢出来，真落到那田地，看能不能照顾一下。
然而两人不领这好意，偏压到揭榜后才准备公布于众。
不问他们做得对不对，但这份艹守是对的，略过，又问：“王内侍，何来恭喜之言？”
“陛下问你，听杭州去京城的人，说你能使杭州变得好十倍几十倍？”
“我是说过类似的话。”
“这怎么可能？”王昭明挠头。
“为什么不可能？”
“杭州一年各项收入达到一百多万缗……”下面不好再说。杭州的收益很多，舶务处的收入，地方上的收入，有钱粮帛以及其他形式，还有专营的收益。很难计算，有的属于杭州地方财政，有的属于朝廷的财政。但总计是一百多万缗钱，还远远超过。
在北宋的地位，它渐渐超过江宁、扬州、鄂州与成都府。苏州都黯然其后。
不要说几十倍，十倍也不可能。
也是赵祯最后改变主意的原因之一，杭州的几十倍收入，那会是多少？
还有一个原因，朝中诸相勉强为之，不会出大的差错，当然李元昊不谋反，不会有问题……也没有大臣争吵，让赵祯觉得这段时间很适意。
但郑朗拍起了脑袋，道：“王内侍，杭州的几十倍收入，要么让我以杭州一地之功，谋天下税务所得好不好？”
杭州一年所得乘七八十，岂不是正好宋朝一年的税务所得？
王昭明也觉得那一点理解错了，呵呵一乐。
郑朗又说道：“我说过类似的话，不仅是收入，还有德化，比如境内的矛盾，百姓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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