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县令又问了一个问题：“人手何来？”
赌了吧！钱是没有问题了，因为临江寺的案子，太平州得到一笔横财，关健是人力，这么大的两个圩，得多少人力啊？
“你也不用担心，本官早想好的。新圩一起，必须交给百姓垦种，本官会以户数与劳力分田。先将圩田一分三等，圩内少数坡地为三等，以二折一，低洼地与缺水地为二等地，三折二。户以口计等，五口以下出工者可得三十亩地，十口以下得五十亩地，以此类推。出一个劳力可得十五亩地，两个劳力者三十亩地，二十岁到四十岁妇女以六分工计算，中途有事离开，缺少的天数除以整工期计工，但每户要有一个整工才能得田。老男、孤小、笃疾、废疾、寡妻妾、孝子、仁者、良悌当户者各给田二十亩。得地者严禁买卖租凭，也不准荒置，否则立即罚没。”
诏书让郑朗将程序简单化，自己可以主持开发。
但最大弊端成了一州的事务，不象史上那次开发，十县共同出劳力，且是两圩同圈，劳力负担很重。必须从太平州强行将劳力挤出来。于是想出这个办法。
其实圩圈起来还是要交给百姓的，如何交，一个以每户人口多少计算，一个以劳力多少计算。
工期会有多长时间不知，人越多，工期会越短，有可能一个半月，有可能两个月以上，但无论怎么算都是划算的。十五亩地，江南现在地很贱，可是肥沃安全的圩田，一亩地也不会低于两缗钱。
这是百姓的认识，真正修建好，岂止两缗钱。
累一累，带上老婆，五十多亩地就有了。
同样是交，朝三暮四变成了朝四暮三，姓质截然不同。
农村妇女同样要做活的，包括京城附近的农村妇女，在农忙时也会下地干活。不这样挤，劳力不足。有家中弟兄多的，比如张家六虎，放下身体，六兄弟加上六婆娘，等于是十个劳力，虽会给许多田，但一户就出了十个劳力。筑圩劳力就有了。
也很人姓化，比如家中是一个老光蛋，再有什么老娘，半大的孩子，或者残疾人，另外授田。对道德好的人家也进行奖励，以示德化。这一招不算新鲜，唐朝之初实施均田制也有过类似的做法。于是人姓化有了，彰显道德也有了。
甚至连地的优劣产生的参差不齐，都想好了，变成三等区分。
最后一条是防止一些人，如在当涂县城非农户口，我也去劳动，得了地再将它卖掉，比在城里面做工收入高，不让我卖将它荒了或者租给别人种，那么圩未开始，秩序将会被他们严重扰乱。
对于后者产生的劳力，郑朗宁缺勿滥。
慎密如此，汪县令想了一下，道：“此法甚妙。”
“以前各户都没有实报人口，择曰下令各户自己到各耆户长家中，将家里实际人口禀报上来。不仅是关系到分田，还有沟渠塘泊，无法耕种的陂坡岗山，产生的菱藕蒲菰鱼苇竹木之利的分配。在开圩后，将这些沟坡分配到每一村中，所得实利按照户册人口均摊，不准任何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本官将会勒石，将这些条令刻碑放在每一圩堤上。”
这样做各县损失会表面减少。其实不然，包括以口计户分田，都将隐匿的口数公开出来。有了口数，就有了税务。也不是苛刻于民，对于圩区百姓即将到来的生活，不是沉重的负担，就算最小的户数，也有了五十多亩地，放下身体，吃一点苦，算税二十取四五，一亩地所得四石粮，除去成本，也能节约出来六七十石粮食，至少让他们得以温饱。
难的不是现在，是将来，人口进一步繁衍，若再加上兼并，五十年过后，又是一种样子。但在这几十年内，百姓会过上幸福的生活。
诸人再次想了一下，终于想到妙处，又连声称赞道：“妙。”
“本官会出资购买数百头牛，放于五等户无牛客，每牛加五百钱，分五年偿还，灾年除外。若有小牛者，一年后官府同样会奖励一缗钱，还是不得买卖。但愿不愿从官府贷，任其自便。”
本来以郑朗的想法，直接将牛送给无牛贫户，可让几个学生，特别是司马光与王安石否决。
太平州能这样做，是手中得了一笔意外之财，其他各州府没有，不能模仿。
虽是好心，起不到推广作用。
与几个学生商议，又与赵通判商议，最后改成这道法令。
官府不需要倒贴，一头好牛市价四千多文钱，劣一点的三千多文钱，五年五百文，利息不是算低了，但对于宋朝百分之六十以上甚至百分之两百的高利贷，不算什么。若推广下去，一年朝廷若贷出十万头牛，可得利五千万文钱，能养活两到三个宰相。不算小数字。
农民负担也不重，一年仅需八九百文钱，五年后这头牛就是自己的。象广德军官牛一年租税就有可能接近这个数字，还有可能是交一辈子，连牛死了也要交上几年。一户的，若是两户共有，每年仅付四五百文钱，负担更轻。民负担不重，对国家也稍稍有利。大肆耕种，国家又得了税务，增加了隐形收入。
担心有人将牛转卖出去，转手用这钱放高利贷，刻意增加一条，仅第五等户才有这权利。能放高利贷的人怎么会是五等户，五等户又有何本事去放高利贷？
甚至存在官府剥削的可能，又加了一条任其自便。官府卖得贵，老百姓可以不贷。
短短的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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