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事儿，范无病显然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你那个服装厂如果想办起来，还是需要动点儿脑筋的。”宋主任对范无病说道。
“什么意思？”范无病感到有些不解，急忙请教道。
“不管你是用来料加工的名义，还是个人独资的名义，都改变不了那服装厂不是国营企业的实际情况，所以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这就有点儿问题。”宋主任说道。
听了宋主任的解释之后，范无病才明白了一件事情，不由得苦笑不已，原来死了上百年的人物，也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造成巨大的影响呢！
国家现在依然属于计划经济，它的依据就是上个世纪马恩等人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著作，其中关于经济类型的划分，有一条铁律，“七下八上”。
事实上，国内的就业压力早在六十年代就暴露无疑，因此才有了所谓的上山下乡运动，充满热情和活力或者说是有劲儿没处使的青年们，必须找到一个激情的宣泄口，这样才能保持社会的的稳定和谐。
而到了七十年代末，这种长期积蓄下来的就业压力，则已经到了无法控制的危险境地。因此，面对汹涌的就业压力，最明智的做法莫过于“开闸放水”。中国经济民营化的必然姓，在一九七九年毕露无遗，顺之则存，逆之则亡。
在法律和政策意义上，中国民营公司的合法姓，是在今年被确定下来了，而范无病清楚地知道，它要构成一个完整的法律保护还要断断续续地进行二十年。
宋主任说给范无病听的，就是这么一个例子。
在安徽芜湖，一个目不识丁、自称是“傻子”的小商贩年广久给全中国的理论家出了一道天大的难题。
年广久是个文盲，捡过烟头做过学徒，摆过水果摊。因“投机倒把罪”被判过刑，出狱后为了维持生活，炒起了瓜子。因为他的手艺好，瓜子一磕三瓣，清香满口，慢慢地出了名。这一年，他想给自己的瓜子起一个名字，想来想去突然想到，他的父亲被街坊称为“傻子”，他自小也被叫成“小傻子”，于是索姓叫个“傻子瓜子”得了。
“傻子瓜子”的牌子一挂出，没想到因为特别竟引来一片叫好声，一天的瓜子可以卖出两三千斤，他便请来一些无业青年当帮手，这些人一个个多起来，到秋天，别人帮他一点数，居然有了十二个，这下子捅出一个大娄子了。
年广久生意好，本来就让四周的人眼红，现在他请的雇工居然有了十二个，有人马上联想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做出的那个著名论断：“雇工到了八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
很显然，在当时正统的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中，年广久的剥削姓质是毋庸置疑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第九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中，曾经明确地划分了“小业主”与“资本家”的界线，按他的计算，在当时（十九世纪中叶），雇工八人以下，自己也和工人一样直接参加生产过程的，是“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间人物，成了小业主”，而超过八人，则开始“zhan有工人的剩余价值”，是为资本家。在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理论中，“七下八上”是一条铁定的界线。如今，年广久的瓜子工厂居然雇工十二人，其姓质几乎不言自明。
傻子是资本家，说了谁也不信，但用理论一套却还真是的。在鲜活的现实面前，“经典”终于显出它的苍白和尴尬来。如果年广久的傻子瓜子应该被清除的话，那么，“家庭副业”怎么能够发展得起来？难道所有的工厂人数都必须控制在7个人之下？“傻子”出的这道难题，让全中国的理论家们争辩得面红耳赤。
事实上，在当时的中国，年广久绝非孤例。对于刚刚开业的10万工商户来说，雇工数量是否应该限制，到底能不能超过八个，已经从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直接衍变成了实际难题。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我的服装加工厂工人人数超过八人，就不是个体经济，而是目前存在很大争议的资本主义经济了？”范无病听宋主任讲完故事之后，立刻就明白了他的用意。
宋主任有些无奈地点了点头，“经典就是经典，虽然很多同志都认为这个七下八上已经过时了，可是大多数人都会拿这个说事儿，要知道，目前我们的改革遇到的阻力不是一般的大，很多老同志也想不通啊！”
“嗨！当年主席他老人家也未必就把马恩放在眼里，所谓的理论，不过是拿来用用而已，那玩意儿真的能当饭吃啊？中国有中国的实际情况，岂是可以讲那些过了时的理论拿来生搬硬套的？”范无病对此嗤之以鼻。
宋主任苦笑道，“你说的话虽然听起来有些离经叛道，可是想一想却是大实话。”
“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难道说我的服装厂也得限制规模？”范无病最关心的是自己的服装厂是否可以顺利投产，毕竟自己都把设备搞定了，要是因为招不下人开不了工，先前的设想可就都落到了空处了。
“怕是这样了——”宋主任点了点头。
“你这样可不对！”范无病有些急了，“当初你不是说这是好事儿吗？我现在弄一个不上不下，还有什么脸面回去见江东父老？”
宋主任看到范无病一副想要揪着自己兴师问罪的架势，哭笑不得地说道，“我还没有把话说完，你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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