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还是丁槐通过他在美国工作生活的同学了解到ti公司关于研究解码芯片的基本情况，ti公司从c-cube公司手里购买的技术，那是万燕花350万美元巨资委托c-cube公司开发的第一款定型解码芯片技术。
vcd影碟机在视听水平上与卡带式录像机相当，但没有卡带式录像机的转录功能，最重的一点，是卡带式录像机产业在发达国家已经发展了近三十年的历程，可以说这些发达国家90的家庭都拥了一台或数台录像机，技术上没有任何vcd影碟机根本不可能在发达国家淘汰录像机。
ti公司基于这样的市场判断而最终放弃对新一代解码芯片的研发，完全没有意识到中国、印度这些新兴国家对vcd影碟机的需求潜力。
国内，九五年之前的录像机累积销量大约在二百万台左右，跟12亿人口比起来，市场跟没开发时简直跟没有两个样。
虽然九五年，国内录像机产业经过拔苗助长式的发展，年产能超过一百万台，但是因为众所周知的片源因素（光盘制作成本比录像带低多了，又方便盗版），影碟机一出来，录像机市场就立即分崩离析。
比起之前的从影碟机市场捞一把就走的设想，张恪看到更大的机遇就摆在面前。样机晚出来一两个月，比起眼前的机遇，这些损失根本算不上什么；他让丁槐将系统控制软件开发的工作完全交给手下的工程师去做。
张恪知道国内近几年内没有能力研制新一代解码芯片，勉强研发出来，以国内的制造水平也没有能力生产，但是并不意味着丁槐不能写出新一代解码芯片的技术解决方案，要知道c-cube公司完全在万燕影碟机产品技术基础上研制出新一代的解码芯片。
丁槐负责纂写解码芯片技术解决方案，张恪负责纂写影碟机在新兴国家的市场前景分析，张恪就指望这两份东西能彻底打动ti公司。除了委托丁槐在美国的同学联络ti公司在美国的总部，刘明辉到北京联系ti公司在国内的公司负责人，张恪自己也利用e-mail这个在九五年国内还相当新颖的联络方式试图与德州仪器董事长安吉伯直接联系。
刘明辉在北京吃了瘪回来，爱达电子大概是国内最不起来的电子厂之一了，ti中国公司总裁陈信生对于刘明辉的来访，只给了他十五分钟的接待时间，听到刘明辉提到ti中国公司根本就没有开展的解码芯片业务时，陈信生就有些不耐烦了。当然刘明辉提到爱达电子可以给ti研发解码芯片提供帮助，希望ti公司重新启动解码芯片的研制工作，陈信生一开始的闪念就是：爱达电子是家骗子公司！
刘明辉当然不能明说新一代解码芯片的技术解决方案实际上来自安徽万燕电子系统有限公司。
陈信生克制在十五分钟的接待时间结束之后，离开接待室，之后就拒绝刘明辉的再次拜访。
刘明辉在北京住了一个星期，垂头丧气的回到海州，张恪对他说：“你在北京住下来，下个星期，ti公司说不定就对你敞开大门……”刘明辉就这样又给赶到北京，他在海州的工作都由苏津东接手。
丁槐在美国的同学联系ti总部也不顺利，ti公司基于自身做出的市场判断而终止解码芯片的研发，要改变他们的决定很难，爱达电子目前的影响力等同于零，甚至连说服ti回过头来反思他们之前的决定都不可能。何况丁槐的同学八六年就去了美国读书，之后就留在美国工作，对国内当前的情况也不清楚。
最初的突破点却在张恪这边。
九五年在国内拨号上网还只在东南沿海某一些城市有试点，来自一封中国的电子邮件多少能吸引德州仪器董事长安吉伯的注意力，张恪的第一封问候性电邮，安吉伯就给了回复。有关解码芯片以及vcd影碟机在新兴国家市场前景的话题就在张恪与安吉伯之间慢慢展开，张恪将他自己对影碟机在新兴国家注定兴起的判断，以及国内影碟机市场最近一段时间的变化，以及他对市场的见解与思考，都通过电邮与安吉伯交流。
当ti重新省视新兴国家的发展潜力时，才发现他们之前基于欧美国家的市场分析是多么的失策！
这时离他们中止解码芯片研发已经过去三个月，在这宝贵的三个月里，三星推出基于第一代解码芯片技术的影碟机（质量跟万燕一样，很不稳定）；飞利浦在中国的机芯生产基地已经进入最后的施工阶段，马上就要投产，中国有十几家企业正筹备影碟机的生产……
安吉伯才发现，要么彻底放弃解码芯片市场，要么就得加紧速度。
安吉伯确定默默无名的爱达电子拥有一份完整的新一代解码芯片技术解决方案时，他知道得到这份技术解决方案，将最大限度的缩短研发时间。
当安吉伯要求ti中国公司总裁陈信生联系爱达电子时，刘明辉在北京已经住了一个月，仿佛就像给抛弃的孩子，海州回不去，ti公司的大门始终没有向他敞开。当陈信生敲开他宾馆房间的门，他差点就哭了起来，委屈啊，太委屈了。
陈信生马不停蹄的随刘明辉赶到海州市，已经是3月31日，这一天，海州市召开党代会。
在此之前的2月间，省人大会议顺利召开，万向前当选省人大副主任，让许多人都跌破眼镜。惟一让张恪感动幸运的是，海州市党代会在人大会议前召开，依常例来判断，万勇没有可能在当上副市长之前就提前进入常委，也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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