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配合岳山书记，叶开在回龙城之前，还是拜访了一下各位重量级人物，争取他们对于河东省建设高速公路的支持。
叶老爷子那里是首肯了，楚老爷子那边儿也打了招呼，江城同志不大管这些具体的事情，云总理最近身体不好，住进了医院，主事之人是身为副总理的洪正同志。
因此叶开就联系洪正同志，要跟他见面，说一说这件事情。
“高速公路嘛，这事儿我听说过一点儿。”洪副总理立刻就答道，不过也表示了质疑，“你们河东省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达成一致嘛，而且交通部方面也有不同的声音，为什么不按照正常渠道来准备，非要找我说情呢？”
洪正同志一向是铁面人物，最不待见的就是没有什么能力，却喜欢四处说情的干部，因此叶开一说这事儿，他就不大高兴了，要不是对方是叶开，早就把电话给撂了。
“这事儿是有内情的，交通部卡住项目方案，不是因为做得不好，而是因为报价太低了。”叶开倒是很直接地点出了问题的原因。
洪正同志听了之后，半天没有吭气儿，良久才说了一句，“知道了。”
等到洪正同志挂了电话之后，叶开还能够感觉到他的那句话中，所蕴含的怒气。
作为一个品格高尚的老同志，洪正同志有自己的政治理念，他是想要在自己的任期内，将工作做好的，可是有的时候阻力实在是太大，事与愿违，你即使在上面三令五申，底下的人照样是阳奉阴违。
“这种事情，应该是你们省里领导出面，怎么偏偏是你打电话给洪正同志？”楚大小姐为叶开设宴践行，是在一旁听着他打电话的，不由得有些好奇地问道。
“如果是岳山书记跟洪正同志汇报工作的话，有些话是不方便说出来的，但是我就没有什么顾忌了，交通部那边儿，我只认识常务副部长曹秋明的儿子曹剑飞，其他人一概不知，所以私下里面讲一讲他们的坏话，也没有什么。”叶开表示道。
“这几年交通部的油水可是不少，各地的路桥建设纷纷上马，虽然多数都是地方筹款，但是项目审批方面，哪一样儿也离不了交通部的支持。”楚静萱说道，“其实，洪正同志也未必就能够压得住交通部，毕竟他还没有把头上的那个副字给去掉。”
“这也是体制弊端。”叶开有些感慨地表示道，“缺乏群众有效监督和制约的权力，肯定会演化成为腐。败。洪正同志尽管在主抓这事儿，可是也没有多大的脾气。就像当年的王安石，推行新法，政策一到了下面就变样儿，反倒是成了地方官吏鱼肉百姓的借口。”
改革这两字，并非是现代人的专利，只不过当年叫变法。
事实上，一个成熟的王朝，如果顺顺当当地延续了上百年，那就几乎一定会出问题，因为历代王朝实行的政治制度，即中央集权的帝国制度，其合理性是建立在生产力水平不高，社会成员普遍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的。
正因为普遍贫穷落后，这才不但需要一个统一的国家，而且需要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实体（朝廷）或权力象征（皇帝）。一旦富裕起来（不贫穷），强盛起来（不落后），或贫富拉开差距（贫穷落后不普遍），王朝发展成超级大帝国（突破规模），麻烦也就接踵而至。
与此相反，行政的效率则越来越低，国家的活力也越来越少。
因为承平日久，忧患全无，朝野上下，慵懒疲软，得过且过，不思进取。
宋神宗熙宁年间的情况便是如此，五个宰相副宰相，除王安石生气勃勃外，曾公亮老气横秋，富弼称病求退，因此每到王朝的鼎盛时期，动乱的烽烟便已悄然升起，帝国的丧钟也已悄然响起，只是大家看不见也听不见。
他们看见听见的，是形势大好，是歌舞升平，但等到麻烦一来，就后悔莫及了。
大唐便是这样垮掉的，宋神宗显然不愿意看到这种结局。
王安石是一个动机至上主义者，在他看来，只要有一个好的动机，并坚持不懈，就一定会有一个好的效果。有此信念，他理直气壮，信心百倍，无所畏惧。
在他看来，就连士大夫的意见，也都是可以不予理睬的，什么民意民心之类，就更加无足挂齿！即便民众的利益受到一些损失，那也只是改革的成本，这些成本是必须付出的，因此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司马光他们原本也是改革派，只不过和王安石相比，他们更看重效果而已。
实际上北宋时期的旧党和晚清时期的保守派根本就不可同日而语，后者是真正的腐朽愚昧，前者却是明白人。
正因为是明白人，就不能只图一时痛快，不考虑实际效果。
可以肯定的说，对于帝国和王朝的弊病，司马光比王安石看得更清楚，更透彻。这是他主张渐进式改革的原因所在。
不要以为变法就好。有好的变法，有不好的变法，前者催生国富民强，后者导致国破家亡，而一种改革究竟是好是坏，也不能看动机，只能看效果。
然而王安石变法的效果实在是不佳，甚至与他的初衷背道而驰。
新法的本意，是民富国强，结果却是惹得民怨沸腾，最后成了腐。败者聚敛财富的盛宴。
“推进改革自然是唯一正确的作法，但是如果太激进的话，就会引发很多社会问题。”叶开对楚静萱说道，“我在辽东的时候，就遇到过很多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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