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的加入使得铁路的修建速度大大加快，在天启十六年七月，铁路终于修到了鄂木斯克，而这时明军小分队最远已经到达了乌拉尔南坡。
在这里罗刹人已经比较多了，虽然没有大的城堡，但小的城镇倒是不少。在一个小分队遇到哥萨克骑兵而损失了二十多个人后，曹文诏下令军队先集中到鄂木斯克，准备转而进行大部队作战。
朱由校将鄂木斯克命名为抚民城，并且将周围的范围划分为抚民府。因为铁路的开通，国内粮食的充足，使得移民们栽种田地变得不再是最争迫的需要，大量的移民成为铁路修筑，矿山开采的工人，抚民城的军城也修建得与化龙城差不多高大坚固，而与化龙城的铁路也已经开始了修建。
在曹文诏在抚民城集结兵力，准备与罗刹人展开大规模战争时，大明的欧洲访问团终于到达了葡萄牙。
王征以鸿胪寺左少卿的身份就任大明访问团的主官，他本身信教，又精通拉丁语，粗通葡萄牙语和德语，对欧洲的形势有一定的了解，自然是最合适的人选。
在此之前，大明已经派遣过信使来过欧洲，与教廷进行过一些接触。王征此行便是进一步与欧洲各国进行交流，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
当皇帝提出要与欧洲各国建立平等外交关系时，遭到了几乎所有的大臣的反对。在大明的群臣看来，根本没有任何国家可以与大明平等交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使得大明把任何国家都视为藩属国。
为什么是几乎呢？因为还是有些大臣们认识到了这些蛮夷其实也有很多地方不弱于大明，比如徐光启，比如杨之藻，都已经认识到了欧洲人的优点，并且认识到欧洲人的很多作法，都对于大明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但大部分的官员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依旧认为大明是天朝上国，其它国家要和大明交往，只能是以藩属国的身份，平等建立外交关系是不可能的。
其中礼部尚书朱延禧是反对最烈的，他出列道：“朝贡制度是大明已经实行两百多年的制度，欧洲蛮夷，又何能例外呢？我大明为中央之国，四海之内，皆为藩属，何有平等之说。”
他一说完，立即有很多人附和，都觉得大明与蛮夷只能是朝贡关系，不能够有平等关系。
而这时皇帝的头号马仔孙传庭出场了：“陛下，臣倒以为，这朝贡关系用于大明左近之地，倒也恰当。但这遥远异域，只怕用来并无多大作用。”
朱延禧终于找到一个可以怼的对象，连忙道：“为什么不行？不都是一样的国家吗？与远近有何关系。”
孙传庭道：“就以缅甸为例，本来为我藩国，但由于我国一时顾不上他们，让他们养大了胆子，竟然敢攻占我大明领地，幸而赖陛下天威，我们将缅甸终于打服，现在他们很听话地成了我们的藩属。而欧洲诸国，象西班牙这个国家，以前不是说他们愿意成为我们的藩属吗？结果呢，他们竟然在吕宋等地肆意屠杀我大明人氏，更是与我大明作战，这样的藩属唯一的作用不过是在和我们贸易时占我们的便宜，除此以外有什么实际意义呢？现在你们想让欧洲各国成为我们的藩属，他们完全可以虚与委蛇，假意同意，在贸易方面占了便宜后，根本就不再理睬我们，他们有不法事，我们远隔重洋，又如何可以强迫他们做什么呢？这样的藩属有不如无。”
孙承宗这次意外地没有和孙传庭作对，他也说道：“只有大明能够威慑或者是仰慕我儒家文化的藩属国，才是真正有用的藩属国。欧洲诸国，我们现在根本不了解他们，他们也不了解我们，所以仰慕儒家文化之说应该是不可能的。而这么远的地方，我们能够威慑他们吗？陛下想要与他们接交，目的便是要寻找对付罗刹人的盟友，你先让别人臣服，别人又如何会干呢？”
朱延禧道：“我大明天威熿熿，对付区区罗刹人又何需联络欧洲蛮夷。我近卫军天下无敌，凡有不服，尽可以出动大军，灭其国，系其酋首，以慰祖庙。”
孙传庭道：“圣人有云，得道多助，我大明行堂堂王道，欲铲除无耻的罗刹人，那多拉几个伙伴，为我大明前驱，何乐而不为呢？”
这话虽然说得冠冕堂皇，但其中所含的意思却不大光明，如果和其它国家结盟，那么大明的损失当然会减少，只是这样说却让朱延禧无法反驳，总不能说宁愿多死一些大明士兵，也不愿意让蛮夷去当炮灰吧。
但朱延禧还是有办法的，他上前道：“陛下，大明如何能够在蛮夷面前自降身份呢？我堂堂天朝上国，与这些蛮夷小邦结为兄弟之盟，这如何能行？”
朱由校对付这种说辞却是颇有心得，只是朱延禧身为礼部尚书，需得给他留几分颜面，搞得他要致仕告老就不大好看了。但是孙传庭却没有这个顾忌，直接说道：“既然尚书觉得不能与这结蛮夷结为兄弟之盟，那么不如由礼部派人前去欧洲，说服他们来朝如何？”
朱延禧连忙道：“这如何使得，礼部并不管交结外国之事，此乃鸿胪寺之职。”
孙传庭道：“原来是鸿胪寺之职，那么礼部在这件事中起什么作用呢？在别人做事时，跳出来说他们做得不好？别人做得不好，正好让礼部来做，相信礼部能够做得更好。再说出使外邦，本来就是由礼部主管，为什么说的时候就天下无敌，做的时候就有气无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