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校说着歇了一口气，端着龙椅旁边的饮子喝了一口，是客氏密制的蜂蜜金银花饮子，甜而不腻，的确是好东西。
而方从哲等人已经跪倒在地，在皇帝歇口气的功夫，大臣们一起叫道：“惟陛下能作威作福。”
朱由校笑了：“是呀，惟朕能作威作福。那么朕宣布，官员所做之事，一月一查，看一看到底做了些什么事。为治下子民做了些什么事。”
底下大臣哄的一声就炸天了，皇上要重开考成法。徐光启在任吏部尚书时，在天启三年的京察中已经将考成法的一些原则运用了起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并没有真正的恢复考成法，而现在终于要正式重开了。
张居正于万历元年十一月，上疏奏请正式推行考成法。考成法规定：六部和都察院把所属官员应办的事情定立期限，并分别登记在三本账簿上，一本由六部和都察院留作底册，另一本送六科，最后一本呈内阁。六部和都察院按账簿登记，逐月进行检查。对所属官员承办的事情，每完成一件须登出一件，反之必须如实申报，否则以违罪处罚；六科亦可根据账簿登记，要求六部每半年上报一次执行情况，违者限事例进行议处；最后内阁同样亦依账簿登记，对六科的稽查工作进行查实。
张居正的考成法有两个最主要的考核方面，一个是税收征收率，一个是盗贼抓获率。税收征收率以及盗贼抓获率低于九成，考核的结果便就会判定为不合格。
这种方法有着极好的效果，在考成法推行之前，明朝岁入不过两三百万两白银，而推行之后，增加到每年四百五十万两左右，这样财政收入就从以前的入不敷出变成了略有盈余，张居正十年首辅，原来空空如也的太仓库里面已经有了七八百万两白银。
但朱由校问过了徐光启和方从哲等人，考成法确实在财政收入方面有奇效，但也有问题。叶向高就说过：“税收能否如额征足，有很多方面的原因，而不完全决定于县令知府的能力和办事态度；盗匪就擒或漏网，更多出于偶然的机会，如果上官不顾困难，一味地逼迫下属，下属又逼迫兵丁，就会促成许多嫌犯屈打成招，这就不符合王朝清明宽厚的治国精神。”
而徐光启说得更为直白：“上司票取、书仪、岁送、荐谢之费，无不要钱。近来，发展至每遇考满朝觐，动辄三四千两白银。这些银子不会从天而降，自地而出，各级官员能够清廉吗？每逢京察之时，科道上的官员称之为开市。”
所以考成法的两个弊端也很明显：施政的不宽厚，官员的腐败加剧。朱由校和内阁及六部尚书商量后，决定将考成法稍做修改。
书记官叫道：“仔细，莫要君前失仪。”
众大臣的议论声方才收敛。朱由校道：“诸卿，朕要查的主要是四个方面，一是税收，二是盗贼，三是移民，四是民生，完成度朕设为八成。立限责事，以事责人，务责实效。”
众臣这才松了一口气，八成相比九成来说实在是宽松了太多。朱由校接着道：“此四事密切相关，移民做得好，税收就容易完成，盗贼减少，民生昌盛，所以重点是做好移民工作。”
方从哲道：“陛下，不知道移民到底能容纳多少人，此事户部也不清楚，只能由陛下来决定。”
朱由校道：“台湾至少可以容纳五百万人，而且北方的天气这些年更冷了，而台湾至少不虞此事。而日本我们应该移民两到三百万人，而更多的是辽东，现在建奴已经被我近卫军全面压制，即使移民一千万也没有问题。”
方从哲默默算了一下道：“陛下，如此一来，当可以尽最大努力来移民，只是这样一来，内地耕地将导致无人可种的局面。”
朱由校道：“内地耕地是不是有人耕种这不重要，因为只要有那么多耕地被耕种，在海外或者内地都是大明的产出，内地休耕还可以增加墒情，来年还可以增加产量，岂不是一举两得。”
徐光启出列道：“陛下，内地耕地是熟地，海外之地是新垦之地，两者产量差别较大。所以移民之事，必须制定计划，先保障内地人有其地，地有人耕，然后再将多余无地农民移民才行。”
朱由校本来想先将无地农民移民他处，这样内地地主将会面临无人可雇佣的地步，地主就会对租种的农民客气一些，减少收租的数量。租地农民的日子就会好过一些。
他想了想，说道：“内地租种地主家田地的佃户，交租之后，所剩不足以养家，故而朕以为，必须规定每年租率才行。”
左光斗出列道：“陛下，租种之事，一直以来都是地主与租户相商，从来没有过朝廷强制规定租率之事，请陛下深思。”
左光斗自从东林三尚书被罢后，已经安静了很多。他其实也想了很多，东林走到这个地步，不可能是皇帝打压的问题，因为叶向高，孙承宗都还在内阁，就连杨涟也连得皇帝重用。所以在他想来，东林内部的想法其实也是有些问题的。
但现在他不能不站出来，中国历史上，租地而耕的情况很普遍，而地租的收取都是由地主与佃农进行商量，不存在朝廷强制的先例。现在皇帝想要用朝廷的威权来压制地主，讨好佃农，他觉得不妥当，所以他直接站了出来。
朱由校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听到左光斗发言了，这时才想起来这个刺头还在呀。他看着左光斗道：“那左御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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