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初唐的强盛，就是靠对外扩张的一次次胜利铺垫起来的。一旦周围没有征服的对象，巨大的战争机器被迫来了个急刹车，内部的各种问题都显现出来。
在唐朝，打胜仗就涉及到俘虏，这些俘虏就是世家门阀的利益。世家门阀的诸多家奴，除了那些被逼无奈的良人外，最大的来源就是战俘。
大唐每一次对外战争的胜利，都会掠夺许多俘虏，这些俘虏不只是战俘，还有当地的百姓。世家门阀最开始的家奴，都是这么来的。
自从大唐衰微以来，很少能获得俘虏，世家门阀为了维系自己对家奴的需求，这才把主意打到大唐自己的百姓身上。
在这种背景下，鱼恩出其不意的大胜，给所有人一个始料未及的惊喜。面对这个难得的好消息，朝堂上欢呼雀跃的同时，也开始思考怎么瓜分利益。
虽然答应过愠没斯，这些人都算是投诚，但是鱼恩还没有糊涂到在这种大事上跟皇帝说谎。在给皇帝的奏章里，他对于这件事情直言不讳，从考量到布局，从事情接连出现岔子到最后事逼无奈的突袭。
最后鱼恩建议皇帝，将这些人视为主动投诚，把缴获回鹘人的牛羊马匹分给这些人。这样一来，朝廷既没有损失什么，还能给天下外族一个表率，显示大唐的宽宏大量，为以后招降外族人打下个好基础。
看过奏章以后，唐武宗对于鱼恩的建议深以为然。他是天下共主，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固有思想，更有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考量。也知道大唐现在的情况，急需一股外力打破现有的平衡，巩固皇家的势力。
无论是义勇军还是回鹘人的归义军，在他看来还算是自己能掌控的力量，是他叫板仇士良的本钱，威慑天下藩镇的根本。
只可惜，皇帝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包括李德裕在内的所有人都不赞同鱼恩的做法，其中甚至包含上柱国公鱼弘志，他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人。
“启奏圣上，老奴以为，驸马所言大有不妥。这些蛮夷猢狲都是狂妄自大之辈，若是将他们自编一军，恐怕桀骜难驯，重蹈天宝灾乱的覆辙。”
在所有人不可置信的目光中，上柱国公就这么告了自己侄儿一状，这还是他第一次站在鱼恩的对立面，反对他的观点。
他的话也代表着很多人的观点，自从安史之乱后，再有少数民族归附，大唐变多了这个担心。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对于归附的少数民族，都是选择打散后分配诸道。
其实回鹘人和安禄山相去甚远，他们没有安禄山的权柄，更没有安禄山那么多的精兵强将，不然也不至于灭国。但是对上柱国公的危言耸听，大家都选择三缄其口，不是他们妒忌鱼恩，也不是他们针对鱼恩，只是他们被天宝之乱弄怕了，确实很担心再出现那种情况。
在这种时候，无论是出于对鱼恩的打压，还是彰显自己的存在，仇士良肯定要站出来说两句。
“启奏圣上，老奴以为上柱国公所言不假，若是不分而治之，这么大基数的回鹘人要不了几年就会恢复些元气。当他们掌握一定的力量后，对大唐绝不是一件好事。”
也许是鱼恩的提议太大胆，也许他的意见实在荒谬，居然让两个争斗许久的老战友又站到一起。
可惜，同步只是暂时的，下一句话两人的观点又出现分歧。
“老奴以为，当将这些人打散后分配诸道。”
“老奴以为，当按照惯例，将这些俘虏发卖为奴，以充国库。”
两人的话虽然简单，但是却表明了一种态度，鱼弘志的建议明显是赞同鱼恩的话，算作这些人主动投诚。仇士良的话却是反对鱼恩的建议，认为这些人就是俘虏，不能算作主动投诚。因为投诚者算作归义，大唐当视如己出。而战俘则是战利品，任由大唐予取予夺。
世家门阀的选择不言而喻，早就磨刀霍霍准备瓜分战利品的他们，当然会选择支持仇士良。礼部尚书崔蠡带头，开始洋洋洒洒的长篇大论。
“启奏圣上，我大唐自立国以来，每战有所获，必重赏将士，俘虏充库。重赏将士以激励将士进取之决心，变卖俘虏以充实国库。所以将士悍不畏死，大唐国库充盈，此乃大唐百战百胜之根本。”
“况且，若是不严惩这些人，番邦外族会当我大唐软弱可欺，毫无后顾之忧，反正打输了也可算是归义。届时四方蛮夷皆毫无顾忌，大唐烽烟四起便指日可待。”
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得到的结果也不同，有些人只能看到眼前，有些人却能看的长远一些。唐武宗是个有远见的皇帝，不然他也不可能重视铁锅，更不可能接受义勇军。
他知道大唐已经今非昔比，已经面目全非，想要振兴大唐需要什么，这些回鹘人能给自己带来什么。这些回鹘人在他看来便是义勇军，便是为大唐征讨四方的精兵强将。
穷则变，变则通。大唐如今穷困潦倒，有些事情必须要做出改变。
可惜有些人看不到这些，他们只能看到过去。世家门阀一而再，再而三的与自己背道而驰，让他伤透了心。
都说物极必反，唐武宗现在就是这样，看够了这些人的众口一词，他感觉只有鱼恩与自己想的一样，也只有他才是对的。
当没有人再为鱼恩辩护，顺从自己的意思时，他忽然站起身亲自为鱼恩与自己辩护：“立国之初，大唐百战百胜，将士甘愿效死固然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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