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近代日本而言，侵略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从第一个武家政权——镰仓幕府时代开始，崇尚“武家习气”与“弓矢之道”的武士道精神，便开始逐渐渗入到每个武士身上，在儒雅、礼仪的外衣之下，隐藏的是凶残与血腥，因而，推崇军国主义的近代日本，每隔几年就要发动一次对外侵略战争，而且大多数战争的目标都是邻邦中国。随着时代的变迁，日本政府不断调整、细化侵华的战略构想，最终，在20世纪30年代，将其所有的战略构想付诸于一场旷日持久的侵华战争之中。
1937年7月11日，首相近卫文麿召开了内阁临时会议。会议一开始，近卫文麿就满脸兴奋地向众人宣布：“诸位，卢沟桥之战，我军大获全胜。下一步该怎么办？”阁僚杉山元把挎在腰间的军刀使劲按了按，大声地说：“迅速派兵增援，乘胜追击，以便扩大战果！”46岁的近卫文麿摸了摸人中上的小胡子，笑着回应道：“痛快！即刻命关东军、朝鲜军出发，前往支援！”杉山元听罢，立即补充道：“内地师团也应马上开赴华北！”其他阁僚也纷纷表示赞同。就这样，内阁会议几乎一致通过了增兵的决议，当天晚上，近卫文麿就向全国发表政府声明：“中国政府必须谢罪，保证此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为此，政府决定向华北出兵！”
近卫文麿声明所提到的事件，就是“卢沟桥事变”，而日本政府所谓要谢的“罪”，不过是日本强加给中国的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更准确地说，它其实是日本自导自演的一出戏。近卫文麿是典型的扩张主义者，他深得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政治的真谛，极力主张通过对外扩张来解决日本领土狭小、资源匮乏的问题，因此，面对关东军于1931年制造的“九·一八”事变，他大为赞赏，并且还称其为“命中注定”的前进方向。
虽然在1937年6月4日就职当天，近卫文麿曾发表演说，宣称要“实现以国际主义为基础的真正和平”，但藏在他心底最深处的魔鬼最终还是战胜了口头承诺。就在同一个月，日军在中国北平西南的宛平城附近不断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到7月7日，甚至借口一个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进行搜查，同时提出要求中国驻军撤离宛平等地的无理要求。中国军队自然不会答应如此荒谬的要求，日军由此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战争。这就是近卫文麿提出中国应该“谢罪”的事件，“卢沟桥事变”让一向好战的近卫文麿尝到了甜头，连同那些被“赫赫战果”冲昏头脑的阁僚一起，做出了增兵中国，扩大战果的决定。
日本的侵华战争由此全面爆发，日本军队中军国主义的典型代表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陆相杉山元等人，沉迷于战争所带来的狂热情绪之中，忘形地叫嚣着“三个月内灭亡中国”。尽管军队中也有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之类的冷静者，却毕竟少之又少，因此当他提出“如果爆发全面战争，会使日本陷入无底深渊之中”时，其微弱的声音迅速淹没在了其他人的狂欢与呐喊声中。
7月27日，日本国内的3个内地师团开进华北地区，向驻守北平的军队发起了攻击。8月，日军陆军组编上海派遣军，开始了对上海的大举进攻，“淞沪会战”爆发。它对于心急的日本人而言，无疑是一场过于漫长的战争，因为从8月对上海发动进攻到11月日军占领上海，一共花去了三个月的时间，而这曾经是日本定下的灭亡中国的期限。
1938年4月1日，近卫文麿内阁发布了《国家总动员法》：要不惜血本、孤注一掷。同年，日军相继占领徐州、开封、武汉、广州，并对八路军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了连续两个月的烧杀淫掠。
此时的近卫文麿非常清楚，日军在中国战场多待一天，损失就惨重一分。于是，尽早从中国战场抽身的想法闯入了近卫文麿的脑海，为此他不得不做出和战并行的两种举措。
1938年11月3日，近卫文麿发表声明，改变原来的战略方针，将中国的国民政府由对手变为合作伙伴，并提出了日、满、华携手，以“确立国际主义”、“共同防共”、“创造新文化”、“实现经济合作”等。显然，他的目的是要拉拢国民政府，迫使其屈服。但除了收获了一个以汪精卫为首的汉奸政权外，其他的一切照旧。此后，近卫文麿还多次提出所谓的“合作”声明，结果都吃了“闭门羹”。
至此，近卫文麿已全无办法，灰心丧气的他剩下唯一的一条路，就是辞去首相职位，由其他人来替他解决日本侵华所造成的各种问题。事实上，无论是之后接任的平沼男爵，还是再度出山的近卫文麿，都无法将日军从中国战场的“深渊”中拯救出来，除非这场战争结束。
身在前线的日军，无论是否认识到了自己的窘境，都唯有继续作战，甚至以更疯狂的态度残害占领区的百姓。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而这其中最令人发指的，莫过于1937年12月占领南京之后长达数月之久的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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