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营房大量被毁，第七军团有很多士兵无处可住，只能分出一部分人到外面驻扎。
我们315团接到了让出营房，转移驻地的命令。我们的新驻地在南桥，就是原近卫军团军团司令部的所在地。
那里原本驻扎着一个警卫团，不过现在近卫军团已经没有司令部了，警卫团被划分给了第三军团，警卫团驻地则是被第八军团接管。第八军团派了一个排看守那里，我们到了之后，他们就把人撤走了。
搬到南桥驻扎除了315团以外，还有316团。据说近卫军团的警卫团的编制有三千多人，我们两个团的人加在一起，也就不到两千，这还得是运输连都在编的情况下。
两千人驻扎在用来给三千人驻扎的营地，空间自然是非常宽裕。而且我们的驻地不只有近卫军团警卫团的驻地，原军团司令部也归我们管。
军团司令部是有宿舍的，是专门给将军和参谋们住的，配置非常豪华——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不过在非战时，将军们很少会住在宿舍里，都是回那些独门独院的将军楼住，参谋们平时也是回家住，只有在司令部当值的参谋才会住在宿舍里。
我们两个团的军官加起来，还没有近卫军团军团司令部的参谋多。我们两个团的军官一合计，寻思反正军团司令部也归我们管，不如直接住进高档的军团司令部宿舍。至于军官宿舍，就先空着好了。
由于315团和316团在爆炸中的损失最小，在我们搬进新驻地的第二天，第七军团就让我们参加12月12日开始的大搜捕。
不得不说，来第七军团镀金的公子哥们心是真够大的。出了这么大的事，他们只是来团里报了个到，和我们一起搬了个家，在搬进新驻地的当晚就全跑没影儿了。
如果不是连里必须得留个人，等待上级的命令，我也跑了。不过我不是跑出去玩的，而是想回家报个平安。
第一天的大搜捕，上头管的很严。执行任务的警察和军队，都有首都治安局的特工监视，谁也不能擅离岗位。我之所以抓了那个持枪的学生，就是因为队伍里有首都治安局的特工跟着，那货都掏枪了，我要是还敢在首都治安局特工的眼皮子底下放人，那我肯定要被请到首都治安局喝茶。
第一天的大搜捕抓了不少人，因为抓的人太多，首都治安局放不下了，只能暂时把一部分人寄存在第七军团和警察总署。等把手头的人处理完，再让我们把人送过去。
首都治安局的办事效率非常高，我第二天执行完大搜捕任务回来的时候，临时拘押室里的犯人已经全被提走了，证物，还有我们做的审讯记录也被拿走了。
第二天的大搜捕，相对而言要宽松许多，至少队伍里已经没有首都治安局的特工跟着了。不过首都治安局组建了执法队，不停的巡逻，我们还是不能太松懈。
第三天，也就是最后一天，首都治安局的特工又来了。这次他们有了指挥权，可以指挥我们做这做那。好在我们队里的特工是个懒人，他说乱党已经抓的差不多了，没必要让弟兄们在外面挨冻，早早就让我们解散了。
作为报答，队伍解散后我请他吃了顿饭。在去饭店的路上，他一个劲儿的跟我说猪蹄怎么做好吃。我强忍着肉疼的感觉要了八个酱猪蹄，结果他一顿就啃完了，我一口都没吃到。临走的时候，他还要了八个酱猪蹄打包。
我请客的那家饭店档次不算低，他家的酱猪蹄是按个卖的，一个一块钱。算上酒和其他的小菜，这顿饭花了三十七。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娘在纺织厂上班的时候，起早贪黑的加班干活，一个月最多才挣八十块钱，他这一顿饭就吃了我娘半个月的收入。
“呸！这孙子！真不要脸！”
回部队的时候，我随口和老农抱怨了几句，然后他就气炸了。我安抚了他几句，为了转移他的注意力，我聊起了别的话题。
“哎，说起来，我好像挺长时间没去食杂店买过东西了。”
虽然茶和杂货的地方，但商店和食杂店是有很大区别的。
首先，二者的规模就不一样。商店的规模要比食杂店大的多，食杂店的店面撑死也就几平方，商店却要三十平方起，还得有个好门脸，不能像食杂店那样随便挂个牌子，连店名都不用写，只要写上“食杂店”三个字就足够了。
其次，二者的商品质量和价格也有很大差别。食杂店卖的都是便宜货，那里最贵的酒是一块二毛钱一斤，商店的酒却是论瓶卖的，五块钱一瓶的酒算是最低档的，只有穷人才会拿这种档次的酒去送礼。
作为一个穷人家的孩子，我对食杂店并不陌生。上小学的时候，我最喜欢吃食杂店卖的粉糕。那是一种用糯米制成的糕点，和杏子差不多大，里面是红豆馅儿，外面裹着糖粉和黄豆粉，一个两分钱，我刚上中学的时候还是这个价。
那时候家穷，吃不起零食。只有在我考试得满分的时候，我爹才会给我买一块，算是奖励。小时候的我还算是懂事，就算是从赌场赢了钱，也不会私自用钱去买零食，而是会把赢的钱拿回来，交给奶奶。
如果当天小摊的生意好，奶奶就会领着我出门，去食杂店买粉糕。她每次只买一块，给我吃，自己舍不得吃。那时的我还是不够懂事，只顾着自己吃，也不知道让让奶奶。现在想想，真是蛮后悔的。
老农的家境比我好些，但也没好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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