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大债主普遍都是这个意思。这就是华尔街的另一面，它不是看轻金钱所以善良和慷慨，但它会极其明智地做决定，生意就该这么做。我既感激他们的善意，又欣赏这种明智。
债主们对我高达一百多万的债务网开一面，但有两个小债主不肯签字。其中一个就是我说过的那个“八百块”。我还欠一家已经破产的证券公司六万块，接手的人完全不了解我的为人，于是一天到晚老是跟在我屁股后面。即使他们愿意照着大债主的榜样去做，从法律上讲也没有签字的资格。总之，我之前说我欠了一百多万的债，但我的破产账目单上却只有大约十万美元。
报纸上印了我破产的消息，我非常难过。我向来欠债还钱，但这种经历让我无比羞愧。我知道，只要我还活着，总有一天会还清的，但并不是所有读了这篇报道的人都能理解。看到这篇报道，我都不好意思出门见人了。但这种感觉很快就消失了，因为从此再也没人来骚扰我了，我如释重负，如释重负的感觉无法用语言表达。那些人之所以骚扰我，是因为他们根本不懂一个人想在股票投机中成功，就必须全身心地投入。
摆脱债务烦恼后，我的思想解放了，又开始交易，而且看到了成功的希望。下一步就是再筹笔本钱了。证交所从1914年7月31日到11月中旬停市，好长一段时间没有任何交易，华尔街一片荒凉。我还欠着朋友们的债。他们一直对我友好又讲义气，我也不好意思再开口向他们借钱，没人有义务帮别人这么多忙。
我遇到的困难非常大。因为证交所休市的缘故，去求券商赊一大笔账是很困难的。我去了几个券商那里，都没有什么结果。最后，我在1915年2月去找威廉森。我和他说自己已经摆脱了梦魇般的债务困扰，准备像以前一样交易了。你应该还记得，当初他要我帮忙时曾主动给我提供2.5万块那回事吧？现在我需要他的帮助，他说：“如果你看好哪支股票，想做500股，那就做吧，没什么问题。”
我谢过他就离开了。他曾经妨碍过我大赚，而且他们公司从我这里赚过大笔的佣金。我承认，一想到威廉森和布朗公司没有借给我足够的本金，我就有点上火。但已经这样了，我只能开始小笔交易。如果上来就能多做一些，迅速恢复财力其实很简单，但现在只能做500股。但不管怎样，我意识到，重整旗鼓的机会来了。事情就是这样的。
离开威廉森的办公室后，我开始全面研究市场形势，并重点研究了自己的问题。众所周知，当时是牛市，可我只有500股的机会。也就是说，我有限制，没有多少余地。我无法承受开门黑，首笔操作中，一点点的回踩都会承受不起。我必须做稳第一笔交易，这样我才能有本金。我买的第一个500股必须有利润，我必须赚到实打实的美元。我知道，除非赚到足够的本钱，否则判断力再好也没什么用。没有足够的本金，做交易就无法淡定冷静，这种精神状态源自能承受一定损失的能力。66以前，我在下大注前总会先测试一下市场，而在测试中遭受一些小损失是家常便饭的事。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我知道自己正处于投机生涯的关键点。如果这次失败，真不知道还要再等到何时何地才能再获得进场的本钱。很明显，我只能等，等待最佳的进场时刻。
我没坐在威廉森与布朗公司的办公室里。我的意思是说，连续六周我一心读盘，刻意不去他们公司。我担心一去那里，就可能禁不住诱惑在不正确的时间交易不适当的股票，只因我知道自己可以做500股。交易商除了要研究大环境、牢记市场先例、考虑大众心理、了解券商的限制之外，更必须认识并防范自己的弱点。你无须和自己人性中的弱点生气。我感觉解读自己和解读行情同样必要。我研究了自己，知道活跃市场会对我产生不可抗拒的诱惑，知道自己会冲动，会忍不住出手。我研究自己的弱点时持有的情绪和精神，就像分析粮食环境和收益报告时一样，客观而冷静。
这样日复一日，我身无分文，急着重新进场。我坐在另一家券商的报价板（在这里我一股也交易不了）前研究市场，不错过行情上的任何一笔操作，等待最佳时机向我吹响全速前进的号角。
在1915年初的关键时期，我最看多的股票是伯利恒钢材。它会涨，原因全世界都知道，战争来了嘛，造炮弹需要铁，所以钢材铁定会涨。我十分确定它会涨，但为了确保旗开得胜（我必须开门红），我决定等它的价格突破标准后再出手。
我之前说过，经验告诉我，一支股票首次突破100点、200点或300点后，几乎总会再继续涨30～50点，而且突破300点后的速度，会比突破100或200点时更猛。我最早的大成功之一就是安纳康达，我是在它突破200点时买进的，次日于260点平仓。在价格突破标准后再买的操作，是我老早就在用的交易方法之一，可以追溯到我早年在投机行做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我是多么渴望回到从前那种大手笔交易。我急得想不顾一切马上开始，但我克制住了自己的冲动。如我所料，伯利恒钢材不断走高，一天比一天高，我真想马上跑到威廉森与布朗公司去买500股，但我压住了冲动。我知道，自己的首笔操作必须稳妥，再稳妥都不为过。
它每涨一个点就意味着我又少赚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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