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很好，你问他什么事？”我觉得他肯定藏了什么故事。
“你带我去见他的那天，我卖给他2000块的书。”
“他可一个字也没跟我说过。”我说。
“是的，他们那类人是不会提这种事的。”
“哪类人不谈这种事？”
“有类人从不犯错，因为他们觉得即使自己犯错也都是因为事情本身有问题。他们总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任何人都不能左右他们的意见。就是他们让我的孩子有钱受教育，让我的妻子对我百依百顺。利文斯顿先生，你帮了我一个大忙。您急切地想给我200块，而我之所以拒绝就是在希望这件事。”
“那如果哈丁先生不买呢？”
“哦，我知道他会买的，我早就清楚他是这类人。很容易搞定的。”
“对，但是，假如他就是不买呢？”我坚持追问。
“那我就回来再卖给您。再见，利文斯顿先生，我要去见市长了。”城铁在公园广场停下时，他起身准备下车。
“希望你卖给他十套。”我说。我知道市长是个民主党。
“我也是个共和党人呢。”他一边说，一边不慌不忙地走下车，仿佛知道城铁会等他的，而城铁也确实等了。
我详细地说这个故事，是因为它涉及一个非同寻常的人物，让我买了我不想买的东西。他是第一个让我这样做的人，按理说不该再有第二个了，但真的来了第二个。你不能指望世界上只有这么一个了不起的推销员，也不要奢望自己可以完全摆脱他人强大的人格魅力的影响。
我礼貌而坚定地拒绝了珀西·托马斯的合作提议，他离开了我的办公室。那时，我发誓我们俩的生意道路绝对不会相交，我甚至不知道是否还能再见到他。但第二天，他又写信来感谢我借钱给他的好意，并邀请我去拜访他。我回信说我会的。他又回了一封，于是我就登门拜访了。
后来我们常常见面。听他说话，人的心情总是很愉快。他见多识广，谈吐风趣，我认为他是我见过的最有磁力的人了。他博览群书，博闻强记，而且表达起来妙趣横生，所以我们聊了很多话题。他语言里的智慧很能打动人，他的口才无人能及。我听很多人指责他，比如虚伪。但我有时候想，他如此有说服力，是不是他得先要彻底说服自己，然后才能让自己的话这么有说服力，令人信服？
我们当然也深聊过市场。我看跌棉花，他却相反。我完全看不到利多的一面，他却觉得利好。他还列举了大量事实和数据，我应该被立刻征服的，但我没有。我不能否认事实和数据的真实性，但它们不能让我怀疑自己对市场的解读。但他继续不断向我灌输他的观点，直到最后，我对自己从交易报告和日报上收集的信息不再深信不疑。这就说明，我无法再用自己的眼睛观察市场了。人不会和自己坚信的东西对着干，但可能被游说到犹豫不决、无法确定的状态。这种状态更糟，因为这就是说，人已经无法安然自信地交易了。
我也不是完全糊涂了，但我确实不再淡定，更确切地说，我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具体我是如何一步步进入这种状态的，我也说不清，但这种状态确实让我亏惨了。我认为这是因为他对自己精确数据的自信，加上我对市场的不自信的合力。他反复强调自己的信息完全可靠，他在南方的上万个信息员一次次核实过。最后，我开始用他的方式解读环境，因为我们在读同一本书的同一页，而他拿着书给我看他看到了什么。他思路清晰，一旦我接受了他的事实，毫无疑问便会得出和他完全一致的结论。
我们开始聊棉花的大环境时，我不但看跌，而且已经持空。随着我逐渐接受他说的事实和数字，我开始担心自己的仓位是错的，因为它是建立在错误信息的基础上的。当然我不能允许自己总这么焦虑，于是我开始回补。托马斯让我觉得我错了，所以我回补了空头，并且开始做多。这就是我的思维方式。要知道，我这辈子除了做股票和期货，没干过别的。我的本性认为，如果看空是错的，看多就是对的，如果看多是对的，那就得做多。我在棕榈海滩的那个年迈的朋友常引用帕特·赫恩的口头禅：“你不赌就永远不知道结果！”所以，我必须亲自检验自己对市场的判断是否正确，而一切只能在证券公司月底给我的交割单上知道。
我开始买进棉花，很快就达到了我惯常的仓位量，6万多包。这是我交易生涯中最愚蠢的一次战役。我没有根据自己的观察和推理去赢去输，而是完全按照别人的玩法在交易。很明显，我的愚蠢不会就此结束。我不仅在毫无看涨理由的情况下买进，而且没有根据经验阶梯式地逐渐吸入。因为听了别人的话，我的交易方式错了，所以我亏了。
市场没有向我希望的方向发展。当我确定自己的仓位时，就不会害怕或不耐烦。但是，如果托马斯判断对了，市场不该这么走的。一步错，步步错，于是我的章法完全乱了。我任凭自己被别人的话左右，不仅没有斩仓，反而竭力撑盘。这种操作不符合我的天性，也背离了我的交易原则和理论。就算当年投机行里那个小毛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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