棕榈海滩上，每个人都在聊托马斯在3月份的棉花上的失败。相信你知道什么叫以讹传讹，传言中总会有夸大其词和添油加醋的成分，外加大量错误信息。我自己就亲耳听过一个关于我的消息被添加了许多新奇、生动的细节。消息在24小时内传回我的耳朵时，连我自己都不觉得那是在说我了。
珀西·托马斯新近的败绩，把我的心思从钓鱼拉回了棉花市场。我找来一批交易文件，仔细研读，想根据环境持个仓位。回到纽约后，我就放弃了研究市场。所有人都在看跌，纷纷抛出7月的棉花。我想那是因为社会性传染的作用：身边的人都在做某件事，所以你也会禁不住跟着做。这也许是羊群效应58的一种变体或另一种说法。总之，成百上千的交易商都认为，放空7月的棉花是明智的，是合时宜的，而且绝对保险。你不能说这种行为是鲁莽的，鲁莽这个词显得太保守。期货商们只看到市场的一个面和巨额利润，当然觉得价格会暴跌。
我当然也看到了这些，但我突然灵光一现：做空的人不会有太多时间回补的。我越研究大环境就看得越清楚，最后我决定买进7月的棉花。一操作我就迅速买进了10万包。很多人在抛空，所以我买进得很顺。当时根本没人买进，依我看，即使悬赏一百万，“无论死活，给我找到一个买进7月的棉花的人！”也肯定没人来领赏。
那时是5月下旬，大家不断抛出7月棉花，我就不断加仓，直到我把所有抛出的合约全部买进了，总共12万包。就在我买停后几天，价格开始上涨，而且涨势汹汹，一天就涨了四五十个点。
一个周六，大概是我开始操作后的第十天，价格涨势放缓。我不知道是否还有人想卖，我得自己去查证，所以我一直等到收盘前的最后十分钟。我知道这通常是空头最关注的时间，如果收盘于高位，他们就会被套牢。于是，我发出四张买单，以市价同时各买进0.5万包，价格又被推高了30点。空头们都见势想逃。市场以最高价收盘，请记得，我只是最后买进了2万包。
第二天是周日。到周一，利物浦市场按理说会高开20点，这样才能和纽约的涨势保持一致。结果利物浦高开了50点，涨势是纽约的两倍多。利物浦的上涨和我关系不大，它只说明我的推断很合理，而且我只是在沿着最小阻力方向交易。同时，我也清晰地记得这个事实：我手里有大宗棉花需要脱手。不管是迅速上涨还是缓慢上涨的市场，都无力消化数量太大的抛售。
当然，利物浦的消息让跳涨。价格涨得越高，7月的棉花就越没人卖，我一点也没抛。总之，对空头们来说，那个星期一真可谓是刺激而悲伤的一天。虽然这样，我却看不到任何空头恐慌的迹象，没有出现大面积盲目的回补，而我手中还有14万包棉花，必须找到市场。
星期二早上我去公司，在大楼门口碰到一个朋友。他笑着对我说：“今天早上《世界报》上的消息很惊人呢。”
“什么消息？”我问。
“怎么？你没看报纸？”
“我不看《世界报》。”我说，“什么消息？”
“啊，是说你的，说你在轧空7月棉花市场。”
“我不知道这事。”我答了一句就走了。我不知道他信没信我的话，可能他觉得我很不够意思，没跟他说实话。
到办公室后，我派人拿来一份《世界报》。果然，报纸的头版上，大标题赫然写着：“拉里·利文斯顿轧空7月棉花”。
我当然立刻就明白，这篇文章一定会让市场骚乱起来。我一直在费尽心思研究到底该如何抛出我那14万包棉花，但怎么也没想到这个妙招。此时此刻，全美国正从《世界报》上或其他转载这篇文章的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它甚至已经传到欧洲去了，从利物浦的价格来看，很显然，由于这则消息，市场已经疯狂了。
我当然知道纽约市场会有什么反应，也十分清楚自己该怎么做。10：00，纽约市场开盘，10：10，我的棉花全部脱手，整整14万包，一包不剩，大多成交于当天的最高价。期货商们是我的棉花的买进力量，而我只是看准天赐良机抛出。我能抓住机会完全出自本能，不然我该怎么做呢？
问题本来需要耗费极大的脑力才能解决，结果却被意外解决了。如果《世界报》没有印那篇文章，我就必须牺牲很大一部分账面利润才能抛光。抛出14万包不可能不压低价格，但《世界报》上的这则消息为我实现了一切。
至于《世界报》为什么会发表这个消息，我说不清，我也不知道。也许这位作者从棉花市场上的某个朋友那里听说了小道消息，认为自己抓到了一条独家新闻吧。我可不认识他，也从不认识《世界报》的任何记者。我自己也是那天早上9点后才知道他们登了这个消息的；而且，要不是朋友碰巧提到，我还被蒙在鼓里呢。
如果没有这个消息，就没有足够大的市场让我出货。这是大宗交易的一大问题，你无法偷偷溜走。你想卖或认为该卖时，不一定总能顺利出仓。所以，能退出时赶紧退，趁市场有足够的能力吸入你倒出的货。一旦错过良机，就可能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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