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吉姆·布莱克和奥利弗·布莱克两兄弟也在大客户室，但显然应该听不见我和电报员的对话。他们从芝加哥来，曾经是小麦期货商，名声在外；现在是纽交所里举足轻重的股商，非常富有，挥金如土。
我离开电报员想返回报价板前的座位，奥利弗·布莱克笑着冲我点了点头。“你会后悔的，拉里。”他说。
我停住脚步，问道：“什么意思？”
“明天你就得买回来。”
“把什么买回来？”我说。除了电报员外，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这笔交易。
“安纳康达，”他说，“你明天得以每股320块把它买回来，你这招可不咋样啊，拉里。”他又笑了笑。
“哪招不咋样啊？”我看起来很无辜。
“按市价抛出你的8000整股安纳康达啊，你应该持股的。”奥利弗·布莱克说。
我知道他很聪明，而且常常根据内线消息交易，但我不明白他怎么这么清楚我的交易，我确信公司不会透露我的操作。
“奥利，你怎么知道的？”我问他。
他大笑起来，告诉我说：“是查理·克里特兹告诉我的。”就是那个电报员。
“但他没有离开过座位呀！”我说。
“我听不见你们俩在说什么，”他笑着说，“但他为你向纽约发的电报，我可听得一清二楚。几年前因为电报方面的问题，我和别人吵了一架，后来我就学会了电报密码。从那时起，每当我口头下单后——就像你对电报员做的一样——都会亲自确认他们是否按我的原意把消息发出去了，我能知道他以我的名义发出的消息是什么。你一定会后悔清空安纳康达的，它会涨到500块。”
“这次不会，奥利。”我说。
他盯着我说：“你倒是挺自信嘛。”
“不是我自信，是行情记录告诉我的。”我说。当然，客户室里没有报价器，所以没有记录，但是他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我听说有些人，”他说，“读盘时看到的不是价格，而是像看列车时刻表一样，看到的是什么股票什么时候会到站、离站。但这些人都住在精神病房里，小包间的，四面墙都包着软垫，以免他们自残。”
我没有接下话茬，因为这时服务生给我送来一张便函，他们以299块为我抛出了500股。很明显，这里的报价和市价有时差。我让电报员抛出的时候，棕榈海滩报价板上是301点，但同一时间纽约证交所里的价格已经不是这个价了，所以如果当场有人愿用296块的价位买走我的股票，我会开心得要死，马上接受。可见，我不用限价交易是正确的。假如我限价300块抛，那我就永远脱不了手了，我必须保证自己不被套住。
我在股价300块时买的安纳康达，他们在299价位抛出了500整股，在299点抛出了1000股，在299抛出了100股，在299点抛出了200股，在299抛出了200股，其余是在298价位抛出的。哈丁公司最聪明能干的场内交易员花了15分钟才帮我脱手最后100股，他们不想把股价砸死。
接到最后一笔卖单的成交报告后，我正式开始做空，这才是我上岸的真正目的。我必须这么做。市场已经疯涨过了，急需做空。但大家又开始看涨。市场走势告诉我，涨势已经到头。毫无疑问，做空很安全，想都不用想。
第二天，安纳康达开盘在296块以下，等待股价继续上扬的奥利弗·布莱克早早来到大客户室，准备随时现场迎接它突破320块。我不知道他是否持股，持了多少，但他看到开盘价时却再也笑不出来了，他一整天都没笑。安纳康达持续下跌，最后我们收到消息说，根本没人接盘。
这已经够说明问题的了。我的账面利润持续增加，每个小时都在提醒我，我的判断是对的。于是我卖空了更多的股票。可以说卖空了一切股票！现在可是熊市，所有股票都在跌。第二天是星期五，华盛顿的诞辰纪念日。这时我持有相当大笔的空头，所以必须放弃钓鱼，离开佛罗里达，纽约有人等我。谁在等我？我自己啊。棕榈海滩太远太偏僻了，电报的往返会耽误大量宝贵的时间。
我离开棕榈海滩赶往纽约。星期一，我被迫在圣奥古斯丁逗留了三个小时等火车。那里有家券商，我自然要去看看市场的表现，不会干等着。和上一个交易日相比，安纳康达又低了几个点。实际上，它后来一直跌，根本停不下来，直到那年秋天的大崩盘。
回到纽约后，我连续四个月都在卖空。市场反弹挺正常，我就不停地平仓然后再做空。严格说来，我没能坚守仓位。别忘了，我曾经把在旧金山地震中赚的三十万美元全赔光了，我判断对了，却赔光了。经历过逆境，人会特别享受身处顺境的感觉，即使他没有爬到最高峰，所以我采取了安全的操作模式。只要劳动，人就会赚钱，但只有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判断才能赚大钱。做这行一定要理论结合实际，既要研究理论，也要用理论预测未来。
虽然现在看来，那场战役的策略并不完善，但结果还不错。那年夏天，市场出现盘整，显然难有大作为了，我们要一直等到秋天才有大事可做。我的熟人们都准备或已经到欧洲去度假了，我觉得这是个不错的选择，所以我也清了盘，坐船去了欧洲。我共获利75万美元，对当时的我来说算一个不小的数目。
我到了艾克斯莱班45，玩得很开心。我也确实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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