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糟的是，如果我的交易量很大，我的卖单本身就会压低股价。而在投机行里，我根本不用考虑自己的交易会对股价产生什么影响。由于游戏规则完全不同了，我在纽约输得精光。我亏钱倒不是因为纽约的游戏是合法的，而是因为我完全不了解游戏的规则。
人们一直说我善于读盘，但对行情的专业解读能力并没有救得了我。如果能在场内交易，也许情况会好得多。在场内交易，也许我就能根据眼前的情况迅速调整策略了。但我现在的交易规模会对价格产生影响，我的策略还是行不通。
总之，我还没有了解股票游戏的真正玩法。我只知道其中一部分，很重要的一部分，这部分对我来说一直很有价值。我掌握了那么多，还是输了，那么，那些新手还怎么赢呢，或者说怎么赚钱呢？
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交易方式出了问题，但又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儿。我的交易策略有时会非常成功，但突然又连遭打击。但是别忘了，当时我只有22岁，不是我偏执，不想弄清问题所在，而是在那个年龄，没人懂得太多。
公司里的人对我都很好。公司本来对本金有限制，让我无法随心所欲地玩，但老富乐囤先生和公司其他人对我都很不错，所以，六个月的频繁交易后，我不仅把带来的和新挣的钱全部输光了，还欠了公司好几百美元。
我这个第一次背井离乡的小毛孩，在纽约输了个精光。但我知道这不是我自己有什么问题，而是玩法出了问题。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我从不抱怨市场，从不责备行情。责任永远不在市场，抱怨市场有百害而无一利。
我着急重返交易，于是一分钟也没耽误，直接去找老富乐囤说：“我说，艾德，借我500块吧。”
“干什么？”他问。
“我急需用钱。”
“干什么呢？”他重复道。
“当然是做本钱。”我回答。
他皱起眉头：“500美元？你知道，保证金是10，也就是100股1000美元20。你最好还是记账多拿些吧……”
我说：“不，我已经欠公司人情了，不想再记账了。我只想借500块，出去赚一圈就回来。”
“你打算怎么赚？”老富乐囤问。
“我会到投机行里去交易。”我告诉他。
“在这儿做吧。”他说。
我说：“不，在这里我没把握一定能赢，但我确定在投机行可以赚钱。我了解那里的游戏规则。我感觉自己在这里的交易好像哪儿出了什么问题。”
他借给了我，我离开了富乐囤。在这里，我这个“投机行的少年杀手”输了所有的财富。我不能回老家，因为那里的投机行都不接我的生意。纽约也不行，因为这里没有投机行。有人告诉我90年代的宽街和新街有不少投机行，但我需要时它们却已经消失了。经过一番思考，我决定去圣路易斯；据说那里有两家大投机行生意很大，在整个中西部都有名，他们利润一定不错，因为在几十个城市都有分号。实际上，人们告诉我没有任何东部投机行能在规模方面和它们相提并论。他们公开营业，最奉公守法的人也可以大摇大摆地在这里做。一个老兄甚至告诉我，其中一个老板是商会副主席，但不是圣路易斯商会。总之，我带着500块去了那儿，想捞点儿本钱回到纽交所会员艾德·富乐囤公司做本金。
到圣路易斯后，我先去了酒店，梳洗一番后就去找那两家公司。一家叫多兰公司，另一家是特勒公司。我知道自己可以打败它们。我一定要谨慎再谨慎，确保绝对安全。但我担心有人会认出我来，揭穿我的身份，因为全美国的投机行都听过“少年杀手”的名字。投机行就像赌场，专业玩家的故事会立刻传得到处都是。
多兰公司比特勒公司近，所以我先去了那里。我希望能尽量不露声色，在他们把我赶走之前尽量多做几天。我走了进来。交易厅大得惊人，至少有几百人在盯报价板。我心里窃喜，有这么一大群人做掩护，就不会有人注意到我了。我站着看了一会报价板，仔细看了一遍，选好了我要做的第一支股票。
我环顾四周，看到交钱下单的窗口。下单员正在打量我。我走过去问：“这儿是交易棉花和小麦的地方吗？”
“是啊，哥们。”他说。
“我也可以交易吗？”
“只要你有钱。”他说。
“啊，我有啊，我有钱！”我说话的口气就像个吹牛的小伙。
“你有？真的？”他笑着问。
我装作气愤地问：“100块能买多少？”
“如果你真有100块，就能买100的。”
“我有100，当然，我还有200呢！”我对他说。
“哇，天啊！”他说。
“那你给我买200的吧。”我大声说。
“买200的什么？”他问，不再嬉皮笑脸，因为现在是生意了。
我又看了看报价板，装出使劲动脑筋猜的样子，告诉他说：“买200块的奥马哈。”
“好的。”他说。他收了钱，清点后给我开了单。
“怎么称呼？”他问。
“贺拉斯·肯特。”我说。
他把单子递给我，我走开，坐在顾客中间，等着股价上涨。我操作迅速，当天就做了好几笔交易，第二天照旧。两天我共盈利2800块，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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