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还可以看到王羲之的作品，有《兰亭序》《快雪时晴帖》《丧乱帖》《奉橘帖》《姨母帖》《孔侍中帖》《频有哀祸帖》《平安帖》等，还有唐朝的怀仁和尚集王羲之的字所成的《圣教序》，简称《集王圣教序》。但这些作品都不是真迹，大多是唐朝书法家模仿王羲之的字，其中模仿得最逼真的是冯承素仿的《兰亭序》（神龙本），因为他是采用双勾的方法临摹的。所谓双勾就是先用透明纸把原字的边勾画出来，再来临摹，在没有发明影印机之前，这大概是最不失真的办法。《兰亭序》在唐朝的时候还有真迹存在，传说这真迹藏在一个庙里，庙里的老和尚是王羲之的后代，唐太宗非常喜欢王羲之的书法，便派一个叫肖翼的大臣，装作一个穷秀才搬到庙里读书，渐渐跟老和尚成了好朋友，居然让老和尚把从不示人的《兰亭序》真迹拿出来给他看，结果这真迹就被他偷走了，交给唐太宗。唐太宗临死的遗嘱是把《兰亭序》真迹陪葬，所以至此留在世上的就只有几种摹本了。不知道这个故事是否属实，总之我们今天是看不到王羲之的真迹了。
不要说王羲之，连他儿子王献之的真迹也基本上看不到了。今天知道的王献之最有名的作品《鸭头丸帖》《中秋帖》《地黄汤帖》《送梨帖》《鹅群帖》和《洛神赋十三行》，除了《鸭头丸帖》，其他都不是真迹而是摹本。清朝乾隆皇帝曾经同时拥有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王献之的族弟）的《伯远帖》，觉得非常自豪，特别把它们藏在养心殿的西暖阁里，并将西暖阁命名为“三希堂”。“三希”就是指以上三种书法珍品，“希”通“稀”，稀有之意。乾隆亲自在《伯远帖》开头题了几句话：“唐人真迹已不可多得，况晋人耶！内府所藏右军快雪帖，大令中秋帖，皆希世之珍。今又得王珣此幅，茧纸家风，信堪并美！几余清赏，亦临池一助也。”其实乾隆藏的这三件也并非真迹，至少无法断定。不过它们即使是摹本，也是唐朝或唐朝以前留下来的，也算相当稀有了。请注意，这三件稀世之珍的书者都是琅邪王氏的人，王羲之是王导的族侄，王献之和王珣则是王导的孙辈。乾隆说的“茧纸家风”，正是说王氏以书法传家的家风。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自东晋以后，北方就为胡人所占领，经历了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好几个朝代。中国文化在长江南北本来就有区别，到这时区别就更明显了。这一点在书法上也有反映。北朝的书法继续保留着魏晋之前的古朴，变化不太大，而南朝的书法却逐渐变得“现代化”起来，趋向流丽。北朝的书法作品保留下来的大多刻在石碑上，南朝的书法作品保留下来的大多写在绢纸上，又称“帖”。清朝的大臣、大学者阮元特别注意到魏晋南北朝时南北书风的不同，认为北方的书风刚健，南朝的书fēng_liú美。从此，谈到中国书法就有了所谓碑派与帖派、碑学与帖学之分。阮元提倡以北碑的刚健来弥补帖派的不足，这个主张当然也不无道理，但后来被包世臣、康有为大肆鼓吹，似乎碑派胜过帖派，碑派比帖派还正宗，这就未免言过其实了。其实帖派无疑是中国书法的正宗，因为中国书法尤其是二王所开创的“近体”书法，本来就是用毛笔写在绢上或纸上的，流丽是必然也是最正宗的特色。至于碑派（或称北碑或称魏碑），其所以较为刚健，是因为用刀刻在石头上的缘故，但用刀刻在石头上毕竟不是中国书法的本来面目，而是为了保存不得已而为之。即使是碑刻，多半还是要先用笔写好再刻。所以适当提倡北碑，以其刚健之风弥补帖派的某些不足是可以的，如果硬要把北碑视为正宗，偏要用毛笔写出刀刻的味道，就未免矫枉过正了。好像马拉车、牛犁田，本是顺其自然，现在非要用马来犁田、用牛来拉车，当然也可以，但一定要说这样才对，那就有点莫明其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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