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谷之会后五十余年，又有著名的兰亭集会。王羲之等四十一位东晋文人以永和九年（353年）三月三日 “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饮酒赋诗，事后亦将各人所赋之诗编为一集，王羲之曾为之作序，就是至今传诵的《兰亭集序》，又称《临河序》。
兰亭之会与金谷之会，后先媲美，犹有过之。而兰亭之会受金谷之会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连不会作诗者罚酒三斗都是遵金谷之旧规。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固然远比石崇的《金谷诗叙》出名，也更有文采，但若取二者同读，王作显然有模仿石文的痕迹，只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罢了。
《兰亭集序》有王羲之自己写的行书本传世，所以大家都熟悉，但原文最后还有两句话是行书本没有写进去的：……故列序时人，录其所述。右将军司马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如左，前余姚令、会稽谢胜等十五人不能赋诗，罚酒各三斗。【3】三月三日临水修禊本是汉朝以来的风俗，但文人借此集会赋诗并编集流传，则似乎是从兰亭集会开始的。从此以后，每到三月三日，东晋南朝的文人好像就会例有集会赋诗的活动了。我们在《文选》卷四十六还可以读到颜延之和王融分别于宋元嘉十一年（434年）和齐永明九年（491年）所作的《三月三日曲水诗序》。颜序题下李善注引裴子野《宋略》云：“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禊饮于乐游苑，且祖道江夏王义恭、衡阳王义季，有诏会者咸作诗，诏太子中庶子颜延年作序。”王序题下李善注引萧子显《齐书》曰：“武帝永明九年三月三日 ，幸芳林园，禊饮朝臣。敕王融为序，文藻富丽，当代称之。”可见两次都是文会，两次都编了诗集.这样的诗集当时一定不少，可惜都没有流传下来。
从兰亭集会开始的、习惯称之为“上巳会”或“曲水会”的聚会，特别之处在于这是一种定期的文会，较之金谷园那种不定期的文会又进了一步，这对于文学传播的意义当然是不言自明的。
南朝以后，各种各样的文会便格外多起来，“文”“会”二字连缀成一个词，大约也就出现在这个时候。这正是新的现象在人们观念上的反映。【4】当时有一种较为特别的文会，是由在位的君主召集的。此风大盛于梁武帝时。《南史》卷七十二《文学传》序云：自中原沸腾，五马南渡，缀文之士，无乏于时。降及梁朝，其流弥盛。盖由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乎俱集。于时武帝每所临幸，辄命群臣赋诗，其文之善者，赐以金帛。是以缙绅之士，咸知自励。至有陈受命，运接乱离，虽加奖励，而向时之fēng_liú息矣。【5】这样的文会由于是君王发起，其声势与规模自然更大，虽不一定产生什么有价值的作品，但对于文学传播的作用却是不容低估的。
最后还要谈谈一种特别的文会，是一种以谈文赋诗为内容的家庭聚会。当时的大士族对子女的教育抓得很紧，诗文讨论和创作是必修课程，士族子弟能文者甚多。梁朝的王筠就曾经自诩王家“七叶之中”，文才相继，几乎“人人有集”。（见《梁书》卷三十三《王筠传》）有人统计过，光王氏一族有文集者就有三十五人，共四百七十五部；无文集而有文章流传于世者计三十四人（见苏绍兴《两晋南朝的士族》）。谢家也不逊于王家，出的诗人比王家还多。下面这个故事见于《世说新语·言语》：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即公大兄无奕女，左将军王凝之妻也。
这不也是文会吗？谢家子弟自己就可以成立一个作家协会了。这里的“兄女”就是才女谢道韫，也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女诗人。
总之，魏晋南朝是一个文人辈出的年代，文人聚会活动也非常频繁，清谈与文会是其中最主要的形式。
注释
【1】见《世说新语·惑溺》第五则：韩寿美姿容，贾充辟以为掾。充每聚会，贾女于青琐中看，见寿，说之，恒怀存想，发于吟咏。后婢往寿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丽。寿闻之心动，遂请婢潜修音问，及期往宿。寿跷捷绝人，逾墙而入，家中莫知。自是充觉女盛自拂拭，说畅有异于常。后会诸吏，闻寿有奇香之气，是外国所贡，一着人则历月不歇。充计武帝唯赐己及陈骞，余家无此香，疑寿与女通，而垣墙重密，门阖急峻，何由得尔？乃托言有盗，令人修墙。使反，曰：“其余无异，唯东北角如有人迹。而墙高非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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