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八月，又有一道：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著声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伊挚、傅说分别是夏商时期的名相，年轻时地位很低，伊挚是个厨师，傅说是个土木工。管仲是春秋时代齐国的宰相，本来是齐桓公小白的政敌公子纠的谋士，是反对小白的，被打败后没有自杀殉主，却投降了小白，终于帮小白建立了霸业。萧何、曹参、韩信、陈平都是汉初的大臣。韩信大家都知道，是刘邦的大将。他年轻的时候被几个流氓混混戏侮，叫他从裤裆底下钻过去，他居然不反抗就钻了，行为像个胆小鬼。萧何、曹参年轻的时候不过是沛县的小公务员，后来都做到宰相。吴起是战国时代的名将，娶齐妻，鲁国国君想用他为将，又担心他跟齐国割不断感情，吴起竟把自己的齐国老婆杀了，以表示自己对齐国不留恋，母亲死了，他也不回去。这些人在当时的人看来都是行节有亏的，甚至是不仁不义的，曹操说这样的人也可以用。
曹操这三道命令内容大致相同，目的都是求才，还真有求贤若渴的味道。三国时代魏国人才最多，力量最强，显然跟曹操这种态度有关。但这三道命令反映出，曹操对于德才问题的看法是相当反传统的，特别是反儒家传统的。曹操的观点显然偏向“才性异”“才性离”，这种观点在大动乱的时代大概颇有市场。在大动乱过去、曹丕称帝之后，风气就有了变化。当时魏国掌管干部选拔的吏部尚书卢毓选人才时就主张“先举性行，而后言才”，李丰质疑，他回答说：“才所以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称之有才而不能为善，是才不中器也。”意思是，做好事才算有才，有才而不能做好事，那就不能叫有才。这其实就是主张“才性同”“才性合”的意思了，跟曹操的观点是大不相同的，又回到儒家的正统了。
再回来看魏晋的人物品评，还有一则有趣的故事，见于《晋书·桓温传》：初，温自以雄姿风气是宣帝、刘琨之俦，有以其比王敦者，意甚不平。及是征还，于北方得一巧作老婢，访之，乃琨伎女也，一见温，便潸然而泣。温问其故，答曰：“公甚似刘司空。”温大悦，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问。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须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声甚似，恨雌。”温于是褫冠解带，昏然而睡，不怡者数日。
这个故事很有意思，首先是桓温的心态，他显然在心中不断把自己同逝去不久的英雄人物相比，希望自己跟他们一样，最好比他们更行。桓温长得大概有点特别，据说他出生的时候碰巧温峤经过他家，听到他的哭声很洪亮，就说：“真英物也。”他父亲很高兴，就给他起名叫“温”，温峤的温。长大后，“姿貌甚伟，面有七星”（《晋书》本传），他的朋友刘惔很欣赏他，说他是孙权、司马懿一类人物（“温眼如紫石棱，须作猬毛磔，孙仲谋、晋宣王之流亚也”，见《晋书》本传）。他有北伐之志，所以又常把自己和东晋初年有志北伐的刘琨相比。无论是温峤或是刘惔的评论，或是桓温自己的自许，其实都是一种人物品鉴。而上述故事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品评者是一个老婢。这个老婢服侍过刘琨，她初见桓温时的惊讶让桓温心中窃喜，而她后来的评论又让桓温爽然若失。这老婢不可能有多少文化，大概也不懂得什么人物品鉴之理，居然说得头头是道，说明魏晋人物品鉴之风有多么流行。
《世说新语》这本书，尤其是其中《识鉴》《赏誉》《品藻》三篇中记载了很多这方面的故事，再来看看其中几个。《识鉴》第五则：王夷甫父乂，为平北将军，有公事，使行人论，不得。时夷甫在京师，命驾见仆射羊祜、尚书山涛。夷甫时总角，姿才秀异，叙致既快，事加有理，涛甚奇之。既退，看之不辍，乃叹曰：“生儿不当如王夷甫邪？”羊祜曰：“乱天下者，必此子也！”
王夷甫就是王衍，后来做到司空，是西晋末年的大官，也是对西晋的灭亡负有重大责任的人。王衍生于256年，羊祜死于278年，羊祜死时王衍才二十二岁，可见上面这个故事发生在王衍年轻的时候。山涛是以看人有眼光著名的，他长期担任西晋的尚书吏部郎和吏部尚书，也就是今天的组织部长，前后为司马氏选拔了很多干部，很少有失误的。《晋书》本传说他“前后选举，周遍内外，而并得其才”。他在王衍年轻的时候就一眼看出了王衍的才能，可见深得人物评鉴之理，后来果然应验了。但羊祜更厉害，居然看得比山涛更深一层，认为将来乱天下的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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