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前后,欧阳修又曾屡上表札,请求致仕。熙宁四年(1071年)六月, 欧阳修终于得到朝廷的“敕告”,除太子少师,以观文殿学士致仕。随即回到颍州。八月,朝廷行“明堂大礼”,又召他“赴阙陪位”,他有《札子》辞谢。这时,他的身体确实十分衰惫了。因此,一年之后,熙宁五年(1072年)八且病逝于颍州。著作有《欧阳文忠公集》、《新五代史》等。
蓄道德而能文章
曾巩称赞欧阳修“蓄道德而能文章”。欧阳修自己也说过;“我所谓文,必与道俱。”又说过:“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 “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看来欧阳修把道和文的关系看得十分密切。欧阳修论道,不尚空谈,而重实际。他在《答吴充秀才书》中讲到“学者有所溺”时,反对有人“弃百事不关于心”。他是把“道”和生活中的“百事”密切联系起来看的,但是他所谓“道”也不等于“百事”。欧阳修另有《与张秀才第二书》,对于道讲得比较具体。他说:“君子之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轲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则六经所载而取信者是也。”又说:“孔子之后,惟孟轲最知道,然其言,不过于教人树桑麻、畜鸡豚,以谓养生送死为王道之本。……其事乃世人之甚易 知而近者,盖切于事实而已。”欧阳修的这些话,虽然从周公、孔子谈起,但最终是取其“切于事实”,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就与宋代的道学家之“道”有所不同了。欧阳修在这封书里还反对“诞者之言”,反对“以无形为至道”。“以无形为至道”指什么呢?是不是对道学家的批评呢?这里讲得不很明确,但在《答李诩第二书》里就更明确地批评宋代某些儒者的性理之学了。他说:“修患世之学者多言性,故常为说曰:夫性,非学者之所急,而圣人之所罕言也。……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世者,是以言之甚详。至于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为性而言也。故虽言而不究。”但是,“今之学者”,“好为性说以穷圣贤之所罕言而不究者,执后儒之偏说,事无用之空言。”他认为,作为“君子”,应该“以修身治人为急,而不穷理以为言。”欧阳修的这些话是反对宋儒性理之学的较早的言论。欧阳修的道不同于道学家,却近似韩愈。他一面反对性理之学,一面也反对佛老。他有《本论》上下篇是专门辟佛的。上篇说:“佛法为中国患千余岁,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尝去矣,而复大集。攻之暂破而愈坚,扑之未灭而愈炽。遂至于无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盖亦未知其方也。”他认为:“去之”之方,不是“操戈而逐之”,也不是“有说以排之”,他认为,“千岁之患”,“非一人一日之可为”,“非口舌之可胜。” “去之”之方,全在“修其本”。其所谓“本”,也就是“礼义”。他说“礼义者,胜佛之本也。”可以看出,辟佛,他与韩愈是一致的,但辟佛的方法,则有些不同。他在《本论》下篇还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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