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后一个时辰，宣室殿内。
刘协身着龙袍，头顶冠冕，透过眼前的
“陛下，敌我战损已清点完毕。”大战三天后，宣室殿内。
刘协身着龙袍，头顶冠冕，透过眼前的十二道旒珠，不停扫视下方众多官员。
其中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
刘协在穿越后闲余时间基本上书不离手，不为其他，而是想进一步了解汉王朝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是怎么运转的。
大战后几日刘协一直在思考着怎么恢复朝廷中的基本运转，说简单点就是怎么封官，合适的人坐上合适的位置。
尚且说来，东汉的中央政府组成沿用基本西汉官制，以三公领九卿为基本架构。
但实际政治权力已经完全转移到尚书台。
东汉皇帝即位，往往以太傅或太尉录尚书事，总领政务。
御史台体制贬损，成为少府属官。
侍中从西汉的加官转为正式职务，设侍中寺作为侍中的正式官署，隶属少府。
太傅一职在东汉一朝，由于讲求经术，太子宫臣中以太傅为首。
太傅借此向太子灌输自己的政治理念。
太子即位后，往往以太傅录尚书事，成为事实上的丞相。
历史上，赵熹、邓彪、张禹、冯石、冯鲂、桓焉、赵浚均以太傅录尚书事。
太傅死，即除此官（不再任命），以示崇重。
汉灵帝时，以陈蕃为太傅录尚书事，后来陈蕃被处死，以胡广继任，这是唯一的例外。
与西汉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上公不同，东汉唯以太傅为上公，无太师、太保官。
当然董卓自任太师，位在太傅上，这是权臣擅权所为，只是个意外，死后即废。
据《汉官》记载，太傅所属官吏有：长史一人，秩千石，掾属二十四人，令史、御属各二十二人。
长史为太傅府群吏之长，掌章奏、顾问。
掾属是比较高级的属吏，分曹办事。
令史、御属是比较低级的吏员，办理文书、车马等琐事。
东汉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位次上公。
三公师长百僚，名义上为最高官职，其实并无实际权力。
东汉任命三公多以知名经师为之，以宣扬经术治国的理念。
其实不过是政治花瓶而已。
皇帝以尚书参决政务，并不以实权付三公。
因三公以硕儒经师居官，所以往往要为很小的差错承担非常严重的责任，以示高节。
例如：宋弘为大司空，在位五年，因考核上党太守无所依据而免官。
伏湛行大司徒事，以冬祭高庙（汉高祖刘邦的宗庙），因河南尹与司隶校尉在庙中争论失仪，而伏湛没有上奏此事，免官。
汉光武帝对大臣非常严厉、苛刻，韩歆为司徒，以直言忤旨，免官遣归乡里，与其子皆自杀。之后，欧阳歙、戴涉相继任大司徒，下场都是论罪下狱、被处死。
所以三公是个高风险的职位，既无实权，又得小心翼翼。
太尉：
汉光武帝即位，置大司马官，负责全国军官的考核，每岁末，评定等次，上奏皇帝，作为军官升迁、降调的依据，当时有大司马吴汉。
《后汉书·百官一》太尉条原注：“掌四方兵事功课，岁尽即奏其殿最而行赏罚。”
建武二十七年（51年）改大司马为太尉。
按东汉制度，三公掌谋议国之大政。
太尉的主要参政途径就是与司徒、司空共同讨论皇帝交议的国政，定议后会衔上奏。
东汉一朝，仅见牟融、徐防以太尉录尚书事，与太傅参决政事。
这说明太尉除非被任命为录尚书事，并没有决定政务的职权。
按东汉以三公领九卿的制度，太尉领太常、卫尉、光禄勋三卿。
太尉府属吏有：长史一人，秩千石，总管各曹事务。
各曹掾、史、属共二十四人。
在诸曹中，西曹负责太尉府官吏的任免；东曹负责二千石的迁调；户曹负责户籍、祭祀、农桑；奏曹负责奏议；辞曹负责审理案件，接受上诉；法曹负责驿站事务；尉曹负责士卒和囚犯的征调、运输事务；贼曹负责缉拿盗贼；决曹负责裁决刑法；兵曹负责军事事务；金曹负责货币与盐铁事务；仓曹负责国家仓库事务。
此外，还有黄阁，主簿，是阁下诸吏的长官。
另有令史及御属二十三人，阁下令史负责太尉的仪仗执事；记室令史负责太尉府的奏章等各种文书的管理；门令史负责太尉府门卫。
其他令史分隶诸曹，办理文书事务。
从东汉太尉府诸曹的设置以及职掌来看，太尉的管辖范围似乎非常广，但那都是名义上的东西，太尉诸曹所领事务，或受制于尚书台，或仅仅为文牍往来，本身并没有可否之权，而且太尉对本府诸曹事务并没有实际节制的权力。
司徒：
汉光武帝即位，置大司徒官，负责人民教化，掌礼仪诸事。
与太尉、司空共同讨论皇帝交议的国政，定议后会衔上奏。
《汉官仪》：“王莽时，议以汉无司徒官，故定三公之号曰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世祖（刘秀庙号）即位，因而不改。”
《后汉书·百官一》载：“司徒，公一人。本注曰：掌人民事。凡孝民孝悌、逊顺、谦俭、养生送死之事，则议其制，建其度。凡四方民事功课，岁尽则奏其殿最而行赏罚。”
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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