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王越通过电报上奏崇祯，详细说明了大西军归顺朝廷后的安置方案大西军残部将在李定国的率领下退出大明境内，进入缅甸发展。
因王越的提议，这一另类的安置方案在朝堂上引起了强烈的争执，经过多封电报的协商和沟通，朝廷勉强同意了王越的提议。
不过，因为大西军要借道贵州和云南退往缅甸，朝廷对大西军归顺将领将不做封赏，并且崇祯还在下达的旨意中着重强调，没有朝廷的调令，大西军不得再回到大明境内，否则将被视为叛军。
按照一般流程，像李定国这样的投诚人员，朝廷都会发一些官帽子，以示宽容。
但是将大西军安置到缅甸，这意义就不同了。
明朝中国人所说的“缅甸”，所指的只是今日缅甸地理范围之内诸“蛮夷”王国及部落之一。
洪武与永乐年间，明廷称这类政治实体为“宣慰司”但并不指派官吏，规定须按期朝贡，从而确立了对它们的主权，所以缅甸在这一时期还不是一个国家。
缅甸在万历年间逐渐兴起并统一，自我感觉强大起来的缅甸，竟然越过向来不明确的中缅边界，侵入云南境内。
在十六世纪的最后三十年，云南明军与“缅甸”军以边界诸弱国为棋盘上走卒，相互攻击。
到了十七世纪初，也就是明光宗时期，“缅甸”终于正式成为中国藩属，但双方关系一直紧张，而且自万历末期以来并无过多接触。
到现在缅甸在名义上还是大明的藩属国，所以朝廷不可能正式承认大西军，否则会引起其他藩属的恐慌，这是大明朝廷对国际关系的考量。
但是大西军入缅，对朝廷来讲，其实利大于弊。
大西军曾经多次反叛，即使招抚了大西军，朝廷也难以信任，全部礼送出境，省钱省力还省心，可谓一劳永逸。
而缅甸在洪武、永乐年间在形式上也算是大明国土，可是统一后的缅甸却成为大明边境上的不稳定因素，将大西军送出国境去祸害缅甸，对朝廷来说可谓两全其美。
以朝廷看来，大西军孤军深入缅甸，如果不发生奇迹，大西军终将全军覆没，难以幸免。
理论上也确实如此，缅甸地处南疆，穷山恶水，瘴气遍地。即使云南也是到了元朝时期，才正式纳入中国版图，更别说缅甸了。
所以朝堂上最终同意了这种让两个不稳定势力自相残杀，相互削弱，自生自灭的安置方案。
但是王越却不这么看，历史上大西军余部保护着永历帝进入缅甸后，可是把缅甸军打的鼻青脸肿，如果不是李定国等人的主要敌人是满清，缅甸的国都阿瓦也要被攻克了。
历史上的大西军客居缅甸，不可能两面为敌，为了永历帝能有个安身之地，对缅甸当局一再退让，可是现在的情况却不同了。
双方在桐梓会晤之后，天策军分批释放了近万名大西军骨干成员。
大西军分散在各地的溃兵也纷纷通过天策军的防区，向遵义地区汇集，大西军总兵力逐渐恢复到六万多人。
王越又将缴获的大批粮食、马匹、军械等运抵遵义，并附赠大西军电报机十台，三七式步枪五千支，三七式火炮五十门，城产四轮马车一千辆，以及大量的弹药，大西军终于脱胎换骨，恢复了强大的战力。
电报机和武器弹药现在只是赠品，大西军体验过后新式武器的威力之后，自然会逐步换装成三七式装备，后期的武器弹药大西军只能通过采购获得，从而与天策军建立起武器供给关系。
王越相信在二十年内，大西军是不可能仿制出三七式武器的，这其中的关键是由冶金技术所决定的。
所以大西军全部换装完成后，其军队后勤将严重依赖天策军。
正是通过控制军火的输出，王越根本不担心李定国等人会脱离天策军的掌控。
大明崇祯十七年，公元一六四四年八月十九日，休整过后的大西军全军从遵义启程南下，浩浩荡荡奔赴南疆。
为保障大西军能够安全出境和出现意外反复，天策军第四师又两个旅将一直互送到云南。
大西军沿途的粮食补给也由天策军，物资充足的大西军在天策军的监视下，很难出现骚扰地方的情况。
八月二十六日，大西军进入云南，八月三十日，大西军通过昆明郊区继续向南挺进，同日，天策军第四师前锋也抵达了昆明城外，治安军两个旅继续跟随大西军南下，第四师暂留昆明。
此时的云南并不平静，今年四月云南境内刚刚发生了武定土司吾必奎叛乱。
云南的管理体制在整个明朝时期显得与众不同，除了常规的布政司、按察司和巡抚之外，还有很多少数民族土司。
土司又称土官，是古代中国边疆的官职，其权利很大，基本相当于当地的土皇帝，拥有私人军队。
为了管理这些土司和他们的部族，朱元璋封养子沐英为西平侯后来其次子被晋爵为黔国公，负责管理云南的土司并且世代镇守云南，现在的黔国公名叫沐天波。
到了明末，大明对边疆的控制力越发薄弱，从而发生了一些列的土司叛乱。
首先是天启年间的奢安之乱，前后持续了十七年，波及川黔云桂四省，死伤百余万人，大规模交战就持续九年。
由于滇南阿迷州土司普名声在从征“奢安之乱”后，实力大增，于崇祯四年普名声发动了叛乱，崇祯五年普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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