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问题本不是王越急需要解决的，但是现在要提上日程了，因为他需要耕地提高起点城的粮食供应量。
上次由天策军海军的海监战舰送商务代表斯豪津，由台湾转道去巴达维亚，王越专门安排了人查看了台湾淡水地区的情况。
斯豪津先生能荣幸地由海监战舰专程互送至台湾，也是沾了光的。
天策军海军需要了解南海的海况，民政部门也随军调研了台湾淡水地区。
民政部门南下的主要工作是在香港，他们将在香港后世的维多利亚港附近陆续购进土地，用于今后香港贸易分公司的建设用地和港口用地。
香港现在的主要港口是屯门，即后世的青山港。后世的维多利亚港虽然是世界三大良港之一，不但港阔水深，还能停靠航母。
但这些对于明朝时期的船只停靠作用可以忽略不计，因为这时期的船只没有这么高的吃水深。香港岛可做天然良港的地方有十几处，不缺这一个地方。
台湾的淡水地区就是后世的台北，据民政部门调查，此地为平原，有汉民定居村落七八个，人数约三千人，当地高山土著部落大多在远处的山区。
这些移民多是由郑氏由福建地区迁移过来的，因为台南靠近澎湖，是最方便登台的地点，而且台南地区有广大的平原，所以移民聚居点最多的在台南。
最早向台湾移民的是郑芝龙原先的老大严思齐，移民三千多人。后来郑氏被招安后，又向台湾移民六七万人，所给的好处是一人三两银子，三人一头牛，田地随便开垦，只要你能种的过来。
移民们凭着郑芝龙贷给的部分农具、种子，辛勤劳作，收获增加，“秋成所获，倍于中土”，“衣食之余，纳租郑氏”。有一部分人衣锦还乡，又吸引了不少自发的移民。
郑氏开发台湾的动机就是当地主，收田租，这笔买卖最后算下来赚的并不多，远没有海上的利益大，所以刘失去了郑氏的关注。
这些移民后来的生活并没有那么美好，田地的收成确实远高于大陆，可是他们不但要向郑氏交租，还要向另一个地头蛇缴税，这个地头蛇就是荷兰人。
失去了郑氏关注的移民们，逐渐沦为荷兰人的纳税人。
荷兰人的税收种类繁杂，而且相当变态。
就以最简单的走路来说，汉人经过高山族的村落，山川，都要向荷兰当局缴纳“过路费”。荷兰人规定，汉人不能私售鹿皮，只能卖给荷兰当局。之后又规定，汉人在热兰遮，赤坎等地区买房卖房，都要缴纳十分之一的税款。汉人买盐要交税，种植甘蔗不许私自出售，只能以低价卖给荷兰当局，以方便荷兰人制作白糖牟取暴利。汉人购买糖，蜡烛，烟草，鱼，甚至过年杀猪，冬天取暖，都要按照货物交税。
当时一位荷兰东印度公司高级职员的话说：“我们简直想不出，还有什么办法可以从中国人手里拿到钱。”
“宰”的如此狠，汉人的社会地位自然低，荷兰当局于崇祯五年（一六三三年）出台禁令，禁止台湾岛汉人拥有武器，违者轻者坐牢，重者甚至要枪毙，荷兰驻军有敢擅自卖武器给汉人者，也一律处以死刑。
汉人不许在高山族的聚居区建房子，更不许未经许可，擅自和高山族住民接触和贸易。他们甚至在高山族村落中悬赏，凡是抓住擅自进入高山族村落的汉人，每抓住一个，可以获得五里尔（荷兰货币）的赏钱。
荷兰人在自己建造的热兰遮，赤坎两城，更出台了“宵禁令”，晚上九点钟以后，汉人在城里没打灯笼，就不许穿过六个房屋以上的距离，违者罚款。如果是一群汉人走路，则只允许提一个灯笼，违者也罚款。而如果一个汉人提着灯笼走路，不小心走到了热兰遮城尽头的房子边，还是要罚款。
如此种种，可见荷兰人对台湾的汉人压迫有多么严重。
王越现在急需要解决的是这些饥民所需要的土地问题，荷兰人的问题只能放到后面处理。他的目标地区就是淡水，这片平原水源充足，适合耕种。
要想将这么多的饥民运送到台湾，就需要大量的船只。
沈廷扬已经通过上海的贸易公司取得联系，正在率领船队赶来。这点运力是不够的，起点城的造船厂为刚刚造好的四艘木质货船装配了船用推进器，随同另两艘混装货轮、两艘补给舰、四艘海监战舰一起南下。
这么多海军舰船大举南下，并不都是为了运输移民而来的，毕竟补给舰和海监战舰不方便饥民登船。
这些战舰南下是另有任务，因为近期山东将有一场恶仗要打，作战的对象不是人类，而是大自然。
今年以来大地干旱少雨，于是成了滋生蝗虫的温床，蝗虫灾害正从河南向周边蔓延。据山东巡抚衙门与河南官府向朝廷的公文显示，蝗虫正铺天盖地向山东席卷而来。
南下支队路过山东与河南交界处，也证实了这一点，该交界处蝗灾日趋严重。
按说治蝗工作属于民政，应该归山东两巡抚，即山东巡抚和登莱巡抚的工作范畴，与现任山东都指挥使王卓无关。
但王越要求治蝗工作由起点城承担起来，他认为这是扩展起点城影响力的一个机会。而且蝗灾对山东的旱情无疑是雪上加霜，治旱投入太大周期长，起点城现在也有心无力，那就治蝗吧。这种事情不能指望朝廷，朝廷要是有作为，天下也不至于流民遍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