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报》虽然不受士林待见，但受众却与日俱增，在京师的发行量很快就攀升到一万份。
王越从天津回来后，见报纸的发行量如此可观，就用实名发表了一篇《朝廷为什么没钱》的文章，详细阐述了朝廷赋税结构、海禁等弊端。
文章上说，从国朝之初的赋税两千万两，到如今的赋税四百万两何故？再拿宋朝的岁入与当今的岁入做对比，说明海贸的重要性等等，一条条一件件详尽地展示在读者面前，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一个方向，那就是东林党。
这一期的报纸加印了一倍数量免费发放，同时公众期也结束了，下一期将开始收费。
这篇文章的发表，算是《明报》逐渐争夺话语权，掌握社会舆论的开端。此文章一经刊登，犹如重重的一脚踩在东林党的尾巴上。
虽然自从温体仁把钱谦益送回家吃自己，又把周延儒挤下台之后，东林党已经势不如前。可御史言官们大多是东林一脉，许多朝廷官员都是来自江南，与东林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就算不是东林党，他们所代言的也是江南的巨商大户。
御史言官们纷纷连续上奏折弹劾王越，指出王越居心叵测，意图动摇国本，甚至有官员跪于朝堂恳请崇祯下旨为国除贼。
如果说《明报》的这篇文章触动了大多数官员的利益，那么最赞成这个观点的恰恰是崇祯，所以这些弹劾奏折都被崇祯留中，拒不表态。
自从崇祯继位之后，搞倒了魏忠贤，清除了阉党，终于众正盈朝了。但几年下来，国事日艰，最大的问题就是朝廷到处都缺钱，所以他已经隐隐感到问题的结症出在哪里。
东林党魁钱谦益下台之后，终崇祯一朝都没有被起用，最后混南明去了，就能说明崇祯的态度。而王越的这篇文章，正好为崇祯理清了思路。
自他登基后在东林的建议下，裁撤了东厂这个“国家安全局”。
接着收回全国的河道监督太监，整个崇祯朝在十七年内就再也没有修过一次河、治过一次水，无论是黄河还是长江、无论是山东还是浙江。在这十七年里就任由河水一次次泛滥，每次东林君子都借口“节约”把修河治水款搞没了。
东林内阁和朝野的东林党人为天子的英明决定而高呼万岁，随后内阁就又提出了减税的一揽子计划。
东林君子第一个提出的就是茶税，天子遂收回了各布政司地监督的太监。当然，自此以后各省的茶税收入就急剧下降，文官连年报灾，茶叶岁岁歉收，到崇祯十年，仅浙江一省茶税就从万历、天启年间地二十万两白银降低到每年十二两白银——没错，你没看错，不是十二万两，而是十二两。
接着就是海税，明朝文官和海商本来就有千丝万缕地联系，他们向皇帝提出应该恢复“禁海”。天子再次认可了东林内阁的判断，下令各海关的太监回宫。
从万历天子兴海贸以来，海关税一直是大明财政一大支柱，也是内币的重要来源。到了万历四十年的时候，万历天子每年能得到四百万两白银的海税。
从崇祯元年以恢复禁海令的名义停收海关税后，内库就再也不能从日益繁荣的国家海贸中，得到一两的银子了——但是，这个禁海令并不意味着没有人收税了，相反，收银子的从太监变成了海商和官员，而且他们大大的提高了效率，就比如郑芝龙。
然后是丝绢税，万历认为如果商人贩丝织绸一定能赚钱，所以他收工商税，东林君子认为这叫“天子与小民争利”，是招来天灾地原因之一，这次的免税计划自然也要把它废除，崇祯对此表示赞同。
接着是布税、地矿税、马政。
根据文臣的要求废除了各种“与民争利”并且违反祖制的税收后，新任的皇帝再次享受到了他祖父、父亲和兄长从来不曾享受过的高度赞誉，朝野的东林君子们异口同声的称赞这位少年天子是大明当之无愧地中兴之主，并向他保证，根据天人感应的道理，大明很快就会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但是，遗憾的是老天爷反应比较慢，崇祯年间北方仍然是连年灾荒，而且后金仍然还在活蹦乱跳的作乱——打仗，赈灾都要钱。
由于崇祯朝进行了大减税以后，内库的收入几乎完全断绝，无法再对国库进行补贴，所以东林党建议加农赋.
一系列天才的理财政策下来，国库內帑逐渐空虚。
在一大批官员对王越喊打喊杀的时候，另一部分人却对这篇文章纷纷叫好。除了一些有识之士，数量最广泛的就是平民百姓，他们是最没有话语权的一部分人。
王越的文章清晰地阐明了赋税的重要性，朝廷赋税的主要来源，赋税对国家的作用等等。这些都是用大白话写出来的，并在最后总结道，占人口一成的官员士绅掌握着国家九成的财富，却不交赋税。占人口九成的平民，要用一成的财富负担国家十成的赋税，这样正常吗？可谓一针见血。
这也怪不得有那么多官员跳脚了，即使得罪了天下富商，王越也不惧，起点城的商品不愁卖，他也可以扶持新资产阶级。
京师作为大明的首善之地，号称天子脚下，大明最重要的都城，这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都会被整个大明的官吏、士绅乃至天下人所关注，所以《明报》的影响也随之快速扩散。
王越并没有寄希望于朝廷能够内部改良，他也不认为靠一篇文章就能改变朝廷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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