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梓明不止一次在梦中醒来，听到从大卧室里传出唐小梅嘤嘤的哭声，那哭声极力压抑着，断断续续。这揪心的哭声让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久久难以入眠。有两次他差点下定决心过去抱抱可怜的小梅，轻轻为她擦干眼泪，告诉她已经原谅了她，但他还是忍住了，只是长叹了几声。他想到，好，我原谅她，那以后我们还做不做？怎么做？唐小梅还用不用那个姿势？想起邱教练那大马猴，我还能硬吗？
唉，看来男人有时候比女人更自私。
人事调整的风声越来越紧。公司上上下下的心都揪着。人们似乎无心再工作，每天上班的目的就是更可能多地打探一些消息。不管是在电梯里，走廊里，或者洗手间，只要有人提起这个事，立即就有会围上一堆人，七嘴八舌交流着各自掌握的信息。不管谁说起来都言之凿凿，好像自己参加了班子会似的。部员们想升副部，副部们想再进一步，部长们指望升副总的不多，关心的是自己会不会被轮岗，部门会不会被合并，自己的部长职务还能不能保住。上了年纪的关心的是自己会不会被一刀切，天天扒拉着报纸，希望能看到国家关于延长退休年龄的消息，但都是一厢情愿。
王梓明起草的“关于阳光花园征地拆迁的意见”已经基本完稿了，为了写好这个意见，他专门去市拆迁办做了沟通，并和杨秋香、苗苗一起到现场做了实地考察，和几个“钉子户”也做了接触。所谓的“钉子户”不过是早已倒闭的暖瓶厂退休的几个老头老太，所提的条件也不是没有道理，在他看来根本不能称之为钉子户。也许是农村出身，王梓明在对待这些弱势群体的时候心就特别软，大伯大婶地叫着，不厌其烦地听他们诉苦，还时不时和他们拉拉家常。于是这些拆迁户提起王梓明就说：这小王，是个好孩子！
不过王梓明知道，自己马上就不是好孩子了。
与公司里人心浮动的情景截然相反的是，杨秋香最近几天却表现得格外淡定，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王梓明很清楚，要说小道消息，谁也没有杨秋香掌握的准确，因为她有梁仲秋这个近水楼台。王梓明也很想从杨秋香嘴里听到点什么消息，但杨秋香却很有定力，闭口不谈此事。就这点来说，杨秋香还真具备当领导的素质。
杨秋香涂完口红，在镜子中左右端详着自己说，梓明，我交待给你的征地拆迁意见写好了吗？梁总等着要，还要上班子会研究呢。
王梓明本来还想再加点内容，听杨秋香这么一说，就递给她说写好了，你把把关吧。
王梓明本想杨秋香会谦虚一番，谁知道她竟然一声不吭，真的低头认真看起来，就觉得有点窝气，心里说也不知道你字能不能认全！
下午下班时，以前总爱提前下班的杨秋香还在孜孜不倦地改稿，好像已经达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苗苗对她说杨姐该下班了！杨秋香抬头说你俩先走，我晚上要加班，梁总等着要材料呢。说话的时候脸似乎红了一下，目光有点闪躲。
这个细微的动作没有逃过王梓明的眼睛。他脑海里立刻出现了菜市场那个凶神恶煞般的卖肉女人，虽然她唾星飞溅，面目可憎，但这会在王梓明心里却像情人一般可爱。他不自觉地按了按兜里的手机，硬硬的还在。那上面有那个关键的号码。自从他得到这个号码后，总感觉自己已经取得了成功的密匙。
王梓明就像一位经验老道的猎人，尽量不去惊动自己的猎物，等待时机成熟就来个致命一击。他压抑着内心的不安，语调轻松，神情愉快地说，那杨姐你多辛苦，我和苗苗先走一步了。
刚到下班时间，公司里的人基本都走光了，各部门都黑灯瞎火，关门闭户。王梓明路过梁仲秋的办公室，看见门紧闭着，但房间里的灯却亮着。心想梁仲秋你这不是在等着要材料，你是等着要人呢！
王梓明顺着回家的路走着，左顾右盼，想遇到个公司里的同事，以证明他目前正在回家。但可惜的是一个同事都没遇到。他在一家饺子馆要了一斤饺子，一瓶劲酒，有滋有味地吃喝着，一小瓶酒喝了个罄尽。他喝酒其实是为了给自己壮胆。
从小饭馆出来，天已经完全黑了。王梓明躲在路灯影子里往回走，在公司对街的一个书亭停了下来。他看中这个书亭的原因是因为书亭的窗台上放着一部橘红色的公用电话。他要了本杂志翻着，眼光没落在书上，却在楼上两个亮灯的窗子上扫着。
一个小时过去了，又一个小时过去了。就在王梓明等得不耐烦的时候，其中一个窗子的灯灭了。紧接着，另外一个窗子也灭了灯。王梓明就盯着大门口看，但二十分钟过去了，大门里没走出一个人。
于是他调整了几下呼吸，拿起那部颜色很鲜艳的公用电话，拨出了一串从没打过，但已经很熟悉的号码。
第二天早上，王梓明和平时一样在7点50分准时跨进公司大院，远远就看见一楼大厅里人头攒动，气氛紧张。在大门口执勤的几个保安慌里慌张地往大厅跑，腰里的对讲机哇啦哇啦喊着什么。
王梓明刚进大厅，先听到一阵叫骂声，几个保安捉胳膊捉腿地抬着一个人跑出来，那人披头散发，衣衫不整，肚子上的肥肉白花花地嘟噜着，两腿短腿没命地乱蹬，嗓子已经哑了，只是用气流配合着舌头在叫：杨秋香你个大骚比，杨秋香你个大骚比……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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