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靠咱们在满蒙的那点旗兵，杀不光野鹿一样蹿过来的野毛子，要把这些野鹿屠光，就得发动满蒙老少爷们一起上。有那造一堆小船的银子，不如用来放猎头赏。”
元吉对沙俄并无恶感，减丁的提议不过是就事论事，为了维护满洲对盛京的统治，为了地广人稀的边疆区长治久安。
如果移民同化政策效果更好，即便他个人再痛恨沙俄，也一定会倾向怀柔，与斯拉夫兄弟手拉手，心连心，满俄一体，无分彼此。
可此时的大清国体，满洲族别文化与盛京地区的人口，都不具备迅速同化斯拉夫人的条件。
既然条件不成熟，斯拉夫人在盛京就没有生存的必要。即便他个人对斯拉夫人如何喜爱，也不会允许满蒙诸部对斯拉夫人在盛京的移民点，采取默许态度。
就是辽对金，金对蒙古的减丁政策，日益废弛，才造成了金与蒙古的崛起。明出墙烧荒减丁，犁庭扫穴政策的趋缓，同样造就了建州诸部的崛起。
如果罗马不姑息日耳曼野蛮人，如果西班牙不姑息英国，如果英国不姑息美国，如果当年北洋可以炮击长崎，何来覆灭于黄海？
敌人的姑息，换不回我们的怜悯。
怜悯，从来只有弱者才配享有。
对斯拉夫人怜悯，才是对沙俄的不尊重。
“等罗刹人被杀破了胆，咱倒是可以捕点野罗刹，编列些罗刹佐领，补充长江以南的驻防八旗。”
元吉平静的叙述道，“盛京，是不能让罗刹人定居的，那就会像一条搭在水盆上的毛巾，把西方的罗刹人源源不断的吸入盛京。
汉人，朝鲜人，同样暂不适合定居盛京，不在土地而在民风。汉风太软，一旦让汉俗与朝鲜习俗在盛京蔓延开，就会影响咱的兵源质量。
咱得让他们先忘了他们是什么人。”
清宁宫正殿内实际正在开的就是满洲议政王会议。
议政王会议的议员，不用是“王”，只要加个“与议政”，也就是后来的“南书房行走”，就是议政王会议的议员了。
议政王会议里不光有皇族宗室，八旗固山额真，副都统以上都有“与议政”衔。
六部满蒙尚书，即便皇帝身边的内大臣，侍卫，包括亲王，郡王，贝勒府中的长史等，这些人都位列满洲议政王大会。
汉臣中的范文程，宁完我，也有议政王大会议员资格。
议政王大会讨论军事为主，包括了对高级将佐官员案件的审理，陪审团制度，看集体意见，不看什么法律条款的。
宗室，满蒙汉勋贵子弟的袭爵，军务，边疆与外藩事务等，都在议政王大会处理范围。
入关的决策就是范文程上书多尔衮，奏请立即出兵伐明，夺取天下，列举了入关的政策与统治基本方针。
要满洲对汉人少杀的人，恰恰就是汉人嘴里的汉奸：范文程！
康熙方才说的范承谟，就是范文程的儿子，浙江巡抚，官声不错。原历史被耿精忠囚禁，宁死不降，慷慨就义。
对汉人少杀，尽量不屠城的方针，就是范文程建议的。一经被议政王大会采纳，这就是满洲八旗入关的军纪了。
军纪与是否劫掠，爱民无关，军纪是遵守条例，服从命令，即便命令是屠城，坑俘，执行命令就是守军纪。
满洲不是腐儒，沙场征战，各为其主，屠城灭国是武勋，夸功封狼居胥，勒石燕然，太庙献俘才是武将荣耀，不会把荣耀看做丢人的。
“良知超越法律”的法学框架，要到纽伦堡审判才初现端倪，之后，西点军校才将“拒绝服从不正当命令”纳入了其道德哲学的必修课。
那还是人类社会人权发展最前沿的少数几个国家，才能秉承的准则，在世界范围内且不具备通行意义，更遑论用现代人权准绳，衡量古代战争行为了。
少屠不等于不屠，扬州十日嘛，下令者为多铎，随后发布了“维扬可鉴”的公告，没有隐瞒，告诉你原因。
秦，汉，唐，蒙古，清，哪个屠的不是光明正大？白起，卫青，霍去病，成吉思汗等，没人会觉得屠敌有什么错的，陈汤一样会公示：“宜悬头槁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为什么屠你，屠完会告诉你，光明正大！
就是因为有军纪约束，多铎才发布公告，把原因说一下。征蒙古，朝鲜，藏地，回部，杀戮比汉地大的多，就不用公告。
能把敌人屠城灭国，不是武功，难道还是丢脸的事？
被不负责任，付不起责任的士大夫，害的家破人亡，赞扬的是不负责，负不了责的士大夫，恨的是暴行？
战争不就是暴行与恐惧的总和么？
就许你出墙烧荒减丁，就不许我入关？就许你犁庭扫穴，不许我暴行？就许你把我当夷狄，不许我把你当下等人？
这不是输不起是什么？这不是弱者思维是什么？春秋秦汉唐的时候，有这个思维？
多铎是清军一方的统帅，对清军有责任，对汉人有什么义务？他吃的是“明”是“汉”的饭？
带领清军获取荣耀，获取利益，从胜利走向胜利，才是多铎的责任，他履行了他的责任。
当清替代了明，前明的敌国百姓，就变成了大清的子民，这时候才从敌我关系，转变为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拿权力义务时期的道德去评判敌我时期，就是吃饱了撑的，就是儒癌。
明军的士大夫统帅，他的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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