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医生看见我们一家这么和谐，也没走过来打扰我们，而是远远的看着，直到我们看见了他，才微笑着拿了病例走了过来。
他说，我们的孩子现在看起来是极为健康的，实际上这个样子就已经是正常水平了。
可是，由于病情时长发作的不稳定性，才导致病情恶化的。
这就要求我们要时刻观察孩子，只要有一丝异常，就赶紧服药，吃过之后就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这种发作了。
虽然药物治疗也不是长期的方法，但是确实是最有效的。
这个美国医生说的这一点，跟德国医生是一样的，这二者总算找到了共鸣之处，我也可以安心的给孩子服药了。
“你看，小贝笑的多开心啊！”
光北跟我把小贝带回家了，小贝因为上次发作，脑部已经有了些损伤，所以跟我们笑的时候，脸会不由自主的抽搐，但是仍旧很努力的跟我们微笑。
最近，出来这么久了，我感觉他已经能咿咿呀呀的叫我妈妈了。
我觉得他要是没有生病的话，应该是很聪明的孩子，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能听懂我们说话的意思。
有时候，我们俩很忙顾不上他，他就一个人在那个圈子里面玩，特别的听话。
我们以为过段时间，美国的医生怎么也会给我们一个答复了。
谁知道，在美国住了两周，医生给我们的答复却是十岁之后才能做这个手术，他比德国医生又后推了五年。
可是，德国医生一向不是很严谨的吗？
我不禁开始怀疑，他们是不是想利用我儿子做些什么，比如，一个实验品。
因为我们刚到美国的时候，美国的医生就说小贝的这个病比较罕见，孩子中有很少的几率。
如果可以的话，想用新技术给孩子治疗。
那时候，我也听不太明白，只是一个劲儿的点头，只要能治好孩子的病，我们怎么样都好。
现在，就连光北听到这个时间之后，都觉得有些发愁了。
我时常看见他眉头紧锁的样子，有时候会一个人默默的找地方抽烟。也跟我一样，盯着小贝能看上好久。
但，不同的是，美国的医生说孩子可以不用在这里住院，只要十岁之后来做手术就可以了。
平常发作的话自己可以做一些应急处理，不过主要得靠药物维持，这十年中，药物治疗是不能断的。我们只要保证这一点就可以。
还真是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处理办法，一边要求住院五年，一边自己回家长到十岁。
我忽然觉得他们的做法都比较极端，不是应该找一个适合孩子的方法吗？为什么会差这么多呢。
光北说，现在完全可以再回到德国去，大不了住上个五年，在那儿买个房子而已。
可是，孩子还能这么来回折腾吗。
每次换地方，都会发作，每发作一次，病情就会严重一次，我实在没有信心再看见他住医院了。
小贝现在经不起来回跑这种颠簸了，他应该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中生活。
我甚至开始后悔，一开始就应该待在家里，看着他一点点长大，也比一直生活在医院要好得多。
光北说我说的没错，可是，小贝如果真的天天在家里，每天开开心心的，忽然有一天，不会笑了，那时候我该怎么办，我能坦然接受这个现实吗？而且，如果到时候已经失去了治疗的机会，我可就真的追悔莫及了。
光北这么说，的确有些后怕，我想的也太简单了。
养孩子本来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们得照顾到他的情绪，生病更是无法预料的，一味的躲避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可是，都已经是这个结果了，还要带着小贝折腾吗？
光北说希望就算很渺小，我们也应该试一试。
况且，医生已经跟我们说了减少小贝发病的办法，我们可以带着他再去另一个国家看看，兴许会有奇迹发生呢。
不然，我们能保证这十年不出问题吗？
光北说的句句在理，却又句句穿透我的心。
后来，我们又辗转到了俄罗斯等欧洲国家，虽然得出的结论是相似的，但是，小贝总算没有在发病，我们也算是旅行了好几个国家了。
有时候，是的想开一些，我觉得我想开了之后，小贝反而没那么容易发作了。
到了俄罗斯那么冷的地方，竟然也一点事儿都没有。
不过，有一点不同是，做检查的时候，抽的血比较多。
而且待在医院的时候，经常或做一些指标类的抽查。
我看着那些仪器都觉得疼，但是小贝这孩子，几乎一次都没哭过，顶多是眉头皱几下，小嘴撅一下，就那么一瞬间，立马就好了。
所以我才说，这一点绝对是像了光北了，从小就有种坚强的力量。
“来，我们抽下血吧！”
医生那几天都会用中文说这几个字了，她也说这是她从医以来见过的最乖的孩子。
我们希望俄罗斯能给我们一个具体的方案，哪怕是跟美国差不多的也行。
主要想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彻底根治孩子的病。
他们的工作效率实在是太慢了，简直跟美国没法比，可是又实实在在有治疗这种病的先进的医疗技术，所以，只能继续等待。
这时候，他们这里还下雪了，雪积的很厚很厚，小贝一看到白的雪就激动地大喊起来，感觉心情都不一样了。
这还是他有记忆之后第一次亲眼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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