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6月。夏至。正是长江中下游一年最热的日子。
血红的太阳才刚刚从地平线升起，武汉三镇就和蒸笼一样，热浪翻腾，令人窒息。街上行人稀少，繁华的武汉三镇显得死气沉沉。
但有一个地方，却显得非常忙碌。
汉口。王家墩机场。
四周密布着的岗楼上，刺目的膏药旗在烈日下显得一片血红。岗楼之间，是由铁丝网连接成的栅栏。铁丝网内，有一条人工挖的小河，不时有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牵着吐着猩红舌头的狼狗沿着小河巡逻。
从岗楼往机场内部看，停机坪内，日军机务人员围成一圈圈，如同一大群苍蝇叮在一大坨牛屎上，为一架架战斗机加注航油和装挂弹药。
一颗红色信号弹从塔台升起。
顿时，如同受到惊扰的苍蝇一样，人群一哄而散，空旷的停机坪，只剩下一架架全副武装的战斗机。
又是一颗绿色信号弹升起。
伴随着一阵接一阵的马达轰鸣声，一架又一架飞机腾空而起。
汉口。双墩。
一片绿油油的西瓜地里，孤零零地坐落着一座低矮的土坯房。屋顶上，竖着一个巨大的稻草人，这本是江汉农民驱除农田鸟害的常见道具，只不过这个稻草人内部，隐藏着一条粗大的铜制金属导线。稻草人旁，一个中年男子光着膀子，用一把蒲扇遮住额头，就和一个喜欢看热闹的老农民一样，目不转晴地看着头顶上一架接一架飞过去的日军飞机。
唯一不同的是，他口中念念有词：“九六护航驱逐机12架，带副油箱；型号未名轻型轰炸机8架，带副油箱，下挂250公斤炸弹一枚。奇怪，怎么机翼下不是旭日机徽而是菊花机徽？”
就在他下面，一个年轻人正踩在楼梯上，拿着钢笔迅速记录着“老农民”的“喃喃自语”。
等所有的飞机飞过房顶，跃入云霄，“老农民”迅速从屋顶顺着楼梯下来，顾不上擦拭满头大汗，对年轻人说道：“快把鬼子的飞机识别图谱拿出来。”
厚厚的一本鬼子飞机识别图谱，中年男子一页一页翻看着，口中一直在说：菊花机徽，菊花机徽……
他的眼光在一张图谱上停了下来，上面赫然印着：日本海军航空兵木更津航空队。九七舰载攻击机。
中年男子猛地将图册合上：“发电，准备发报！”
潮湿闷热的地下室里，“小农民”奋力地摇动着手摇发电机，就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浑身是汗。“老农民”将一张电讯单递给一位清秀的“农家女”：“立即向重庆发报：8架舰载攻击机9点从汉口起飞，12架96驱逐机护航，日本海军航空兵木更津航空队参战。目标：重庆或成都。”
“农家女”打开地下室一个黝黑斑驳的储粮柜，里面竟然是一台收发报机！她拿出电键，带上耳机，调好频率，无名指迅速在键盘上点动。红灯闪烁，电波通过楼顶的稻草人，超越日本飞机，迅速向西传播。
重庆南岸区。英国领事馆旁。一所三层钢混小洋楼。
如果不是楼顶上布设着伪装网，部署着防空机枪和防空观察哨，还有一些金属天线，外观上与其他洋房无异。
实际上，这是国民政府空防司令部，是整个西南防空指挥中心，负责拱卫重庆、成都、宜宾等重要城市的空中安全。
小楼最核心的部位，是地下两层指挥所。
地下室大厅的中央，是一张巨大的木质沙盘，沙盘上面，嘉陵江、长江以及巫山山脉清晰可见。为了防暑降温，沙盘桌子下面，散放着许多硕大的冰块。这是国民政府能提供的唯一防暑降温福利。
大厅周边，是电讯室，此时红灯闪烁，电键滴答。
一串串数字刚在话务员笔下流出，就被参谋迅速拿走，送进机要室被译成明码，再交到长官手上。
一个身材魁梧，腰板笔直的中年人，正步履匆匆，从地下室楼梯上来。尽管酷暑，但此人依然风纪扣紧闭，少将领章更为醒目。他手里拿着一叠电文，急匆匆奔向二楼，没有敲门，直接推开一间办公室大门。
此人正是空防司令部参谋长王树明。
办公室内，一个身材高大的军人，正站在一副巨大的川东地区敌我态势图面前，凝视着上面交织者的红红绿绿箭头。
“总指挥，日机轰炸机群，已飞过利川，从航线看来，轰炸目标直指重庆。”
军人转过身来，浓眉大眼，正气凌然。和王树明一样，此人也是军容工整，佩戴中将领章，正是航空委员会主任兼空防司令部总指挥周至柔。
周志柔接过电文：“日本海军航空兵？我们淞沪抗战的老对手又来了。命令！重庆周边机场，中苏驱逐机混编联队，起飞迎敌。重庆市区发空袭警报，民防部队和防空炮兵就位。”
“是！”王树明转身离去。
等参谋长出去，周至柔按了桌子上一个按钮。
一会儿，门口出现了一个50多岁瘦高的军人，脸上充满了皱纹，仿佛是这个国家经历的坎坷。他佩戴上校军衔：“长官，您找我？”
“陈高参，你叫上林参谋，我们一起去空情指挥中心，”尽管陈高参只是一个上校，但周至柔对他却特别客气，“要准确传达指令给苏俄飞行员，还要仰仗您这位孙总理的俄文翻译啊！”
重庆。白市驿机场。
作战值班室里，稀罕的电风扇在头顶呼呼直响。电风扇下，一帮年轻人，在一个碧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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