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吏上了茶,徐平对李参道:“没想到李相公对我们的书如此用心,不知道有什么要告诫我们的没有?他是元老重臣,出入内外数十年,必然有不一样。info”
李参道:“相公说他对于京西路的新政并不是很清楚,具体的施政没有什么好说的,相信都漕比其他任何人都心里有数。对于《富国安民策》,倒是提了几句,让我转告都漕。”
“哦,李相公说了什么?我自然洗耳恭听!”
“相公的意思,是说这书里讲的如何生财聚财,官府如何施政足够细了,但其他的内容还有欠缺。若是重修定稿,最好在这些方面着一下力。”
徐平道:“不知李相公说的是哪些方面,有没有明示?”
“比如说,书名《富国安民策》,但现在于富国上着力过重,安民上着力太轻。虽然说国富则民安,但最好还是在国富则民富上费些笔墨。依相公的意思,这书里讲的实际上有国富则民富的内容,但却没有突显出来。还有一点,书里对如何施政生财聚财讲得尽够细致了,但对于如何防止经手官员舞弊,如何考评官员政绩,却没有提及。特别后一点,相公一再嘱咐,冶国之策,必然要防弊,而依新法考评政绩更是重中之重。如果不在这上面多废些笔墨,日后推行下去,必然生出无数烦恼。”
徐平从邕州通判干起,政坛上打滚也近十年了,李迪说的,他稍微一想,便就明白了其中的意思。这书之所以引起了李迪的重视,最重要的是富国和安民的统一。
按照以前主流的观点,这两者是对立的,不可兼得。既然《富国安民策》把两者统一起来,便就要在这个统一上下功夫。把国富的同时民也会富讲清楚,并突显出来,就能够堵住那些认为国富则害民的人的嘴,这一点其实对于占领舆论制高点非常重要。
至于第二点,则是指出了现在《富国安民策》写的时候头重脚轻的缺点,简单说就是在道上用力过猛,在术上用力太轻。书里讲的道理哪怕都是对的,但怎么实行,却没有讲清楚。防弊倒还在其次,关键是怎么考评。新的施政理论必然会带新的施政体系,怎么是做的好,怎么是做的不好,评价标准与以前必然不同。作为治国之策,这一点是一定要讲清楚的,不然实行下去,肯定会带来混乱。
京西路没有乱,是因为考评是徐平本人在做,他是转运使,不需要别人定规矩。而推行到其他路,没有定下考评的规矩,漕司和宪司就会茫然不知所措,影响到新政的施行。
徐平一心要立新的理论,对具体施政上确实考虑不多,他自己心里有大致的方案,但并没有细化出来。在潜意识里,徐平还是在当自己在做这些事情,所以并不需要讲得很清楚,但在李迪的眼里,就明显觉得不够了。
施政措施和防弊措施可以慢慢摸索,考评体系不能等,最少要先建立一个原则。这样才可以在推行新政的时候,让相关的人群知道该怎么做,向哪个方向用力,不至于一开始就弄得一团糟。李迪性子粗,不注意细节,但反过来,在大方向上还是很敏感的。
徐平想来想去,觉得李迪说得相当有道理,对李参道:“你且稍等,我们再谈。”
说完,吩咐公吏到房里把其他人唤出来,一起听一听,想一想。
几个人出来,徐平让李参把李迪的话又说了一遍,听完王尧臣道:“李相公出入内外数十年,想的必然比我们周全,他如此说是有道理的。反正现在只是初稿,我们后面把这些内容加上就是。”
赵諴道:“如此一来云行就要多费些心力了,如何考评,你比其他人都清楚。京西路今年考评一切顺顺当当,州县心服口服,你当转运使的当然比别人明白。”
王尧臣点头:“不错,考评如何做还是要云行来拿主意,大的原则出来,我们从旁参谋。”
徐平想了想,这事情确实是自己做最合适,便道:“好,便就这么定下来。但是官富如何带动民富,还是要伯庸和君贶多出些力,毕竟没有比你们两个感触更深的了。”
王拱辰道:“今年赚的钱,多数都流到河南府来了,王通判自然比别人清楚。但是我的营田务虽然也赚了不少钱,到底是官面上的,不好说民富吧。”
徐平笑道:“你也不用谦虚,此事就由你和伯庸一起完成。营田务在地方,有了钱便就会修路,便就会筑坝,这些路和水地方用不用?你们总要从地方上买东西,百姓赚不赚你们的钱?有营田务的地方,百姓是不是比其他地方富裕一些?”
“比别的地方富裕是有的。说起这事情就让我头大,营田务在地方,跟民间百姓一样要交税交粮,甚至有的州县把徭役都摊到营田务头上来。出了事情打官司,好多地方的州县官府也不说帮一帮,把我们当冤大头宰。都漕,你这事情有没有道理?我给地方那么多钱粮,又在同朝为官,不说官官相护,总要念点交情吧?”
“此事是两难,让地方上管不到你们,地方为难。这么大块头个营田务在治下,州县管不到很事情就难做,闹得不好还会被营田务压一头。让地方上管吧,他们的治绩是不把营田务算在内的,当然是能割下一块肉来就割下一块来,唐僧肉人人爱吃吗。李相公说的考评要有大原则,从这一点看来确实有道理。”
这就是整体利益与地方利益的矛盾,营田务直属三司,属于国家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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