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年底了,年味越。info西京洛阳的人口远不如东京稠密,也不如那里热闹。不过今年虽遇大旱,却未受大灾,百姓手里的钱也比往年多,自然也就比往年热闹得多。街上的人群川流不息,各种小贩沿街叫卖,不时出现几个“打夜胡”的,惹得围观的人哄堂大笑。被讨到门上的出手也不像往年那么吝啬了,总有几个铜钱扔出来。
转运使司衙门里,晏殊兴致勃勃地看着徐平、李觏和王拱辰三人写出来的草稿,不时提两句意见。具体的经济运作晏殊搞不太清楚,他也不向那个方向动脑子,但到底是此时的文坛领袖,时文大家,改改字词句子,让文章更有气势晏殊还是拿手。
书房里写的是总目,外面长官厅里王尧臣、杨告和赵諴等人则做各分目。按照徐平的思路,从上古时候的简单生产讲起,再到生产分工,到商品交换,然后讲商品的性质,再讲到财富的性质,讲到劳动产生财富。然后接着讲商品生产和交换、讲货币、讲劳动工具的发明与改进、讲劳动效率的提高,讲到商品经济的方方面面。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财富的增长理所应当,国家掌握的财富增加,不但不会侵夺百姓的财产,还会让民间财产也水涨船高。这一点极为重要,让新的理论从义利之辨中脱身出来。
等到大家完成了初稿,再集中起来广泛讨论,还要征求本路其他官员的意见,最后形成定稿。如果到时政治环境合适,由晏殊带到京城呈上朝廷,作为京西路官员对吕夷简处置京西路飞票的回答,那就是坚决不同意。
这不是意气之争,是新的路线能不能生存,能不能走下去的大问题。在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徐平没有退路,必须死争到底。
而先从上古讲起,既是中国古人写文章的习惯,也是徐平前世教科书的习惯,最容易被人接受。不过古人写书,往往引了古人的例子便就得出结论,少了后面的大头。
改过了几个句子,晏殊意犹未尽,对一边的徐平道:“徐龙图,这文章起名字了没有?”
徐平道:“先前我们一起说话的时候,李觏提了一个名字,称《富国安民之书》。此书讲的就是国富则民安,极是切题,我们都觉得不错。”
“国富则民安,国富则民安——”晏殊连连点头,品味良久。“不错,不错,你们这书就是立了这个论出来。如果外面能把今年京西路施政跟这纲目切合起来,就真地是发前人所未言,为治世之良策,足以流传后世。——对了,此书将来要上给朝廷,算是论治国之策,不如便就叫《富国安民策》吧。”
“学士说的极是,那便就叫《富国安民策》!”
历史上的李觏曾有《富国》、《强兵》和《安民》三策传世,这一次不涉及军事,他便就把另两策合起来作为这书的名字。说到底,李觏以传先圣大道为己志,这三点一直埋在他的心里,不管通过什么形式,最终还是要显示出来。
把国富与民安统一起来,不再看作是相互对立,是李觏在学术上的重大贡献。后来宋朝在财政政策上的无数次折腾,包括王安石变法,大多与他的这一论点有关。正是有了国富民安的统一,才脱去了与民争利的桎梏,不再让理财官员戴着枷锁起舞。
当然现在的《富国安民策》远远超出了历史上李觏的局限性,真正把商品经济的规律讲清楚,彻底从以前自然经济的立论中脱身出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商品经济的经济基础自然要产生新的思想,与旧理论的冲突不可避免。
晏殊或许理解不了书里讲的经济运行的道理,但能自圆其说他是看得出来的,对现在他来说,这就足够了。有京西路的政绩做底子,有这能自圆其说的理论,对吕夷简的反对就是说得通的。当然,真正决定他态度的,还是朝里挺吕反吕的斗争。
公吏上了茶来,喝过了茶水,晏殊对徐平道:“以前总讲天下之财有定数,不在官则在民,能为朝廷增收的理财能臣,都要担上刻薄聚敛的骂名。如汉武帝之桑弘羊,如唐代宗之第五琦,一助雄主扬威域外,一助朝廷平定叛乱,功不可谓不大,但却——”
徐平忙道:“其实也不尽然,齐之管仲,以理财之术助桓公独霸,世称名相。”
晏殊愣了一下,才笑着道:“这话说得也是,若讲能够让国家用度不缺,秦后首推蜀汉之诸葛丞相。帝王信之,百姓敬之,天下谁人不知!”
讲桑弘羊和第五琦就太晦气了,两个人最后的结局都不太好,特别是桑弘羊,还落了个身首异处,而且都人亡政息。宋朝当然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但是意头不好,总是能避就避的。徐平的理财手段跟这两个人有根本的不同,他们都没有改变经济基础,真的就是理财。徐平则是完全把经济基础改变了,已经超出了理财的范畴,一旦顺利推行下去,就将形成历史的洪流,浩浩汤汤的大势无人再可逆转。自然经济一旦被商品经济摧垮,就没有重新建立起来的机会,这才是徐平所倚仗的。
喝了两口茶,缓和了一下尴尬的气氛,徐平才道:“其实说聚敛,说与民争利,我也深自戒惧。京西路这一年来,官府手里增加了钱粮是不错,我更加在意的是百姓手里的钱是不是比以前多了,是不是吃喝不愁了,日子是不是比以前更好了。学士如果有闲,可以到京西路的民间走房一番,不是我自夸,京西路的百姓,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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