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是慰劳使节年后出发,实际李璋当晚便快马赶往西北。 23u更新最快这本来就是一次借着慰劳进行的大规模军事调防,越早成功,在契丹使节到汴京的时候朝中就有更多的主动权。
赵祯说欠徐平一个人情,不是徐平同意了陇右军调往河北。那本来就是朝廷的兵,五军现在是由枢密院直辖,吕夷简完全可以用札子知会徐平的同时,直接让其中几军东移。
从经略、安抚、招讨、都部署等一大堆司,改制为都护府,为的就是把统兵权从帅臣手中完全剥离,边帅只剩下用兵权。改制已经完成,陇右五军实际上成为上面没有三衙的几支朝廷手中的重兵,原则上与捧日、天武、龙卫、神卫诸军没有区别。以后军制改革三衙也极有可能继续存在,只是职权重新调整,真正成为统兵机构。用徐平前世的话说,就是三衙只管业务,与枢密院的关系匣清。
改制之后的三衙与枢密院,将会减少互相牵制,而更多的是各自职权不同。
军队日常管理由三衙负责,而军事指挥之权则归枢密院,前线用兵的帅臣则由皇帝通过枢密院给予指挥权力。制度设计上的大格局并没有变化,变的只是三衙作为机构的权力增大了,而其下各统兵官的权力缩小了,对军队的日常管理权被本衙门从统兵官手里收了上去。枢密院的权力并没有增多,这个衙门名义上本来就是掌一**政,增无可增。枢密院地位上升,来自于把那些因为各衙门牵制有名无实的权力坐实,夺的是帅臣和各级统兵官的权力。徐平的改制,本来就是把权力从统兵官手中,用制度收到衙门手中。
以后不管是文官武将,统兵用兵,掌兵权都是因为你任这个职位,职位一变,则兵权自然消失。从士卒到各级将领,将越来越向制度负责,而不是向上级负责。在制度成为主体之后,实际废除了阶级法。制度化加强,人的影响减小,从表面看起来,那就是不管是三衙还是枢密院,还是各军,都将补入大量僚佐。这些没有统兵权的僚佐,将不再由各级统兵官决定其命运,而是同时对统兵官和上面的职权机构负责。与统兵官起了矛盾,自有上司为其掌腰。他们不管军,但却把大量统兵权从统兵官手中夺到了制度手中。
陇右五军十将被视为管军,便因为他们实际上就是不在三衙之内的管军大将,不只是待遇,他们的职权范围就是如此。历史上也正是从这个时代起,三衙的八个管军大将之位慢慢开始成为虚衔,三衙的权力向几支大军的统兵官下移。这是历史的自然进程,并不是徐平心血来潮,他不过是让这种进程带了自己的色彩,带上了千年后的管理模式。
让赵祯觉得欠了徐平一个情的,是没有想到徐平建议调防河北、河东的,会是他属下的桑怿和高大全这两支主力。本来赵祯和吕夷简只是想从刘兼济、张亢和曹克明中选一两人东移,能够给契丹造成足够的威慑即可。
在吕夷简看来,契丹夷狄本性,畏强侮怯,只要把陇右连战连胜的一两支大军移向契丹方向,就足够吓住他们。契丹本就是大宋宿敌,哪怕与党项开战,河北、河东两路也一直留有数十万大军,防的就是契丹南下。如果觉得不够,吕夷简建议建大名府为北京,示以赵祯将亲征,以强碰强,让耶律宗真死了用大军来勒索的心思。不是你大军南下,真惹急了是大宋皇帝要亲征,北上收复幽燕,看看这个时候到底是谁怕谁。
毕竟如果与党项的议和谈判破裂,徐平还是要挥师北上,攻韦州,占兴、灵二州,才可以彻底砍断党项再起的根基。而且以后不只是党项,陇右还要有足够的兵力,震慑河湟厮和河西诸郡。不能够灭了一个元昊再起来数个元昊,徐平要用兵的地方还很多。
陇右说是五军,实际上只有桑怿和高大全两军是齐装满员,其余三军只有编制一半左右的兵力。把泾原路的禁军拣选补入,尚需时日整训,不是短时间能完成的。桑怿和高大全两军东移,徐平的二十万大军就一下去了大半战力,赵祯着实有点感动。
把困难自己扛,尽量让别人轻松,这十几年来徐平一直如此。现在为帅一方,还是给了朝廷这个便利。手握桑怿和高大全两支战力最强的重兵,吕夷简说的建都大名,示以亲征可就不只是吓唬契丹了,真逼急了,赵祯还真有这个底气到大名府走一趟。
当年太祖手中十余万禁军,便虎视四方,混一宇内。赵祯有数十万禁军做底,再有桑怿和高大全两支常胜之师,就与契丹战于河北也并不那么害怕。天都山一战,把党项彻底打残,现在整个朝廷的战意已经起来,就连赵祯也觉得北方强敌实际没那么可怕。
朝中上上下下,虽然没有人明着提出来,但都把桑怿和高大全两人视为徐平亲信。徐平与桑怿相识于微末之时,桑怿发迹也是到徐平之下的邕州为官,两人的关系不能不惹人联想。高大全更不用说,本是徐平家中佣奴,机缘巧合参军作战,一路军功升上来。
徐平一直要用制度来收缴统兵官的权力,但有桑怿和高大全在身边为将,就摆脱不了拥兵一方的嫌疑。让这两人统兵离开陇右,既是徐平自己避嫌,也是为这两人前途考虑。
做这样的安排,徐平未尝没有既然契丹信心满满地牵扯进来,那便干脆拉其下水接着再打一仗的想法。此时的党项已经可以指日可灭,元昊求和只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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