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抓参加赌局的赌客，本地的另一个大户童七郎也在那里，而且听说是那里的常客，隔三差五就过去聚赌。”
徐平听了笑道：“那不是正好！两家大户一起抓了，河阴县也清静不少！”
“童七郎的事情有两点让下官想不清楚。一个是他家里制的瓷器，下官刚刚才知道，竟然是供给京城里的一些酒楼，仿的正是待制家里的盛酒器，不用说，是用来做假酒的。另一件就更加棘手，他虽然经常参与赌局，但最多只带一贯赌资，输光便就住手。参与赌局的赌客，一向都是以一贯为界，不超过的只是杖刑，余不再问。童七郎这样做，下官认为他是有意如此，免得自己吃上官司。”
“什么？”听了这话，徐平一下子认真起来。京城里面一直有人卖徐家白酒的假货，这一点徐平是知道的，只是一直没有去用心严查。
这个年代的假酒也只是以次充好而已，终归还是粮食酿出来的，喝不死人。徐家白酒的销售市场基本固定，假货抢的并不是自己生意，而是其他酒的生意，还能扩大白酒市场，徐平也就懒得去管他们了。没想到给假酒供货的盛酒器竟然是这个童七郎制出来的，莫名其妙撞到自己手里。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既然他自己撞了上来，徐平可就没有理由轻轻松松放过他了。
见了徐平的神情，李参心里松了口气。他最担心的就是徐平人在河阴县，但对发生的这件大案袖手不管，不闻不问，到了最后哪里有纰漏再出来挑错。这样一件案子牵扯到这么多人，怎么可能做得完美无缺，挑毛病总是能挑出来的。那样不但是对李参，对整个孟州参与的官员都是件麻烦事。有了童七郎的事情搀和进来，徐平总不好像现在这样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兴趣来了就说两句，没心思就撒手不管。
想了一会，徐平问道：“你可是查清楚了，童七郎窖里烧造的真是仿我家里的白酒的盛酒器？这种东西我知道有人做，却一直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
“千真万确，实际上这本地很多人都知道，昨晚抓的赌徒，还有来拉瓷器去开封府的船主呢。童七郎的窖口在山里隐蔽，又靠着黄河岸边，可以上船从黄河到了汴口转汴河，一路水路到开封府，极是方便。”
“这件事情，有些意思了。”徐平把书放下，站起身来踱了几步。“李通判，你觉得这样的事情该如何处置？”
“待制是说，童七郎制仿冒瓷器的事情？”
“是啊！他制瓷器可并不犯法条，但买了瓷器的人假冒我家的酒出卖，大略可以算诈欺官私取财，依律与盗贼同罪。那你说，这童七郎按法该如何判？”
李参有些迟疑，想了一会试着说道：“是否可算知情而取？”
徐平笑道：“他不是取，他是卖啊！这个童七郎，可不简单啊，做什么事情都算在官府的前面，连律条都如此清楚！李通判，你可是要上心了，不要被一个烧瓷器的小民耍弄。这件事再加上他参赌每次都只带一贯钱，这是故意钻律条的空子，做了事还不想受严惩。如何处置，你可要仔细想好，不然会被百姓耻笑！”
徐平心里感兴趣的，是突然发现这个年代造假贷冒充不好判罚。虽然可以算是诈欺官私财物罪，依盗贼论，但仔细想想，这样也不合理。
《唐律》中大量的其他罪行，都会注明到了什么程度与盗贼同，还是按照治理盗贼的原则来惩罚。把经济案件一股脑全部算成刑事案件，在商业不发达的时候还可以说得过去，简化法律规条，但商业繁荣起来这样做就不合理了。
商业行为中各种说不清楚的违法违规数不胜数，如果都按刑事犯罪那样，不仅仅是处罚过重的问题，而且审理起来旷日持久，势必会影响商业的繁荣。但是法律规条不改，也不敢快审快判。刑律动不动就流几千里，甚至杀头破家，一旦有错就无法挽回，审理的官员在会被追责的情况下必然束手束脚。
看来，商业要想正常发展，还要有相适应的法律法规，不然终究会出乱子。现在还只是三司自己发力，一旦把民间的商业行为也带动起来，这问题可就突出了。
李参就是觉得童七郎的案子难以下手，才来问徐平。若想重判，没有适用的法律规条，李参又没有法外施刑的魄力，当然他也没有那个资历与声望。
徐平是有的，李参正是想让徐平把事情担起来，对童七郎法外施刑，一了百了地解决河阴县这里的乱局。
法律定出来并不是死的，终究只是个参照而已，官员并不一定要完全按照法律判案，只要你的理由能够得到上司和百姓的认可就行。像春秋决狱之类，法外施刑，一事一议，以后其他案件不能援引成例而已。
但要这样做，官员自身资格要过硬，让别人说不出话来。
像张咏为崇阳知县，管库小吏带一文钱出来，被发现之后向张咏叫板：“一钱何足道，乃杖我耶？尔能杖我，不能斩我也！”便就是当时规定，盗罪一贯以上才能处斩，一文钱按律最多就是杖刑而已，而且张咏作为知县只能判杖刑以下的案子。
结果张咏留下了那流传千年的判词：“一日一钱，千日一千，绳锯木断，水滴石穿。”然后亲自持剑斩了小吏。
这是典型的法外施刑，哪怕就是在当年的太宗时候，也没有人认为张咏说的判词把盗钱数额弄到一贯以上就合法了，那只是一个借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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