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睁开眼，发现自己已经平躺下来了。但我感觉到，身子在摇晃，模糊的视野中有好多人脑袋，也有好多的绿军装。耳朵里是嘈杂的人声，似乎还有哒哒哒的枪响。我好久没见到这么多人脑袋，好久没有听到这么多话语了。
但是那一刻，我心里却安稳如山，因为那一声声急促的话语，分明是祖国的呢喃，是熟悉的中国话。一切的一切，所有的所有，在这一刻都规整为零。身在担架上的我，听着急促的中国话，看着那模糊的绿军装，感受着身下的急剧摇晃，忍不住的泪如泉涌。
我，回来了。
虽然我们的归来，已经超过了预定的时间。但时刻待命的边防部队，还是在发现冲天而上的信号弹后，第一时间赶了来。雷区早就被他们清扫出了通道，他们相互配合，一边压制着山头上的越军哨岗，一边用最快的速度救回了我俩。
再之后，我俩被拉到了战区医院，进行了紧急救治。后来我听医生说，如果溃烂感染的伤口再这样摆下去，下一步就是大面积的表皮腐烂，最后影响骨头，波及生命。在战区医院紧急治疗后，我挂着盐水，被送上了火车专列。虽然不像来时那样，有飞机款待，但那一列火车，也算是很高级别的待遇了。
有护士专门看护我，车厢里就我一个人。
再之后，我不知道被拉到了什么地方，也许是军区医院，又或者是其他什么地方。待我意识恢复正常之后，我就被邀去做了任务报告。报告在一个小屋子里进行，两个干部模样的人，相对于我而坐。就像犯人审讯那样，但气氛相对要松缓一点。
口头报告一共做了一天两夜，我没什么多的顾虑，就将沿途的一切讲了出来。从突遇山民，到野人拜访，到突袭越军、遭遇越军，再到误落天坑、进入地底。最后，存活着的杨老前辈，以及特务一般的邓鸿超，也一并讲了出来。
当然，也有十八年前的真相吐露。
任务自然算是失败了，出去六个人，虽然有两个人成功返回，但资料还在邓鸿超那里。他的生死，谁也不知道。那一背囊的宝贵资料，也不知道是留在原地，还是会流往其他地方。
不过说来，两个接收报告的干部，听到邓鸿超的事件时，似乎一点也不惊讶。当然，他们可能只是文书一类的干部，板着脸做记录，就是他们的工作。报告做完后，他们又让我写了一个书面报告。
报告装进了牛皮纸封，那两个人，就夹着一大溜文件，坐着吉普车离开了。
至于我，还得接收治疗。比起医院，这里更像是一个疗养院，因为这里楼不高，也不吵，四四方方的，像北京的四合院那种。那进门处，甚至还有站岗的士兵。
医生说，我的问题不小，子弹带来的伤口已经控制，但伤筋动骨一百天，我顶着一身需要修理的烂骨头，走了那么久的路，自然要休愈很长一段时间。不过，这些都还是小问题，脑袋的摔伤，没我想象中的那样轻巧。
就像在回程中那样，脑袋时不时会犯疼，现在也是。但那时候脑科治疗还没现在这么发达，医生们只是断定，也许是颅脑震荡，有可能会记不起一些东西。
再之后的时间，我就在这个半大不小的疗养院里，安心愈伤。我以为李科长会出现，还准备问一问他，邓鸿超的一些事情。但是，从始至终，除了那两名接收报告的干部之外，我再没遇到过一个相关事项的干部。
最奇怪的是，连王军英都消失了。我不知道他被送往了哪里，更不知道他现在的状况。事实上，直到复员，直到我写下这些字句的现在，我都没能再次联系上他。他可能编回了侦察连，牺牲在了老山战场。也可能同我一样，各分一地，游于市井。
我时常会回想起，王军英举着信号弹，对我淡笑的画面。也许，他料到了这样的结局吧，否则，以他的性格，哪里会对人发笑呢。
在疗养院的日子，是非常无聊的。白天，忍不住去回想那密林深处的点点滴滴，晚上，就是无休止的噩梦缠绕。我会梦到自己摸索在无尽的黑暗中，永远无法逃离。也会梦见自己掉入无底的深渊，垂坐惊醒。也会看到那模糊的白皮怪物，在视野里越发清晰，越发清晰，直到被惊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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