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都是我的猜测而已，我永远都无法得知那队越军士兵的真实想法。
如果有幸被我言中，他们是准备长耗下去，而不是逼压上前，那刚好就顺了咱们的道。他们只需要再原地待上个三五分钟，咱们全都能“插上翅膀”，消失在这悬崖边上。
黄班长这时悄悄往后移了几步，他低头往下一寻，察看好两根绳索上的情况，就走回身来。满头湿汗的黄班长无声喘息了一会儿，然后指向了旗娃。
“你走！”他比划着手势，用口型做着唇语。
王军英用来速降的那条绳子，此时已经不再紧贴地面，刮移石草。绳索上松掉了力道，在乱草间静静的竖躺着。想必那王副班长，此时已经速降完毕，身至天坑。
旗娃楞看向黄班长，紧张的神情变换为诧异。他脑袋左偏右转，然后把手指向自己的下巴，向班长确认着。
黄班长郑重的点点头，并示意他快些动作。
见救命的绳索轮到了自己的位置，颇为意外的旗娃连连点头，急忙爬身找向绳索。他找出了白布手套，颤颤抖抖的戴上了双手。然后，他抓沿着绳子，一路匍匐至崖边。
再看越军士兵那头。刚才的几波敌冲我拦，大有一边倒的趋势。冲锋的越军大头兵们，伤了不少，倒是我们几个，基本上安然无恙。劝降的话语这时又停了下来，前方的视野里头仍然没有敌兵的影子出现。
听声音，听呼喊，他们应该是在治救伤兵。但究竟伤了几个，死了几个，我无法统计。事实上，我也压根儿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在救治伤兵，毕竟耳听为虚嘛。
“各位首长，咱下边儿见！”旗娃匍匐至悬崖边，小声的对我说了一句。然后，他调移身体的姿势，将双脚甩下了崖头。比起邓鸿超，旗娃虽然和他差不多嫩，但旗娃是一名合格的侦察兵，胆头自然要大得多。
面对陡崖山高，旗娃没有半点儿迟疑，只听身后“呲溜”一声，那小子就往下速降而去。
读到这里，想必大家都想问我，在那个生死攸关的时刻，我怎么还能心若止水一般，去冷静分析，丝毫不急躁的蹲守在悬崖边上？
自然是没有的，我只是一介从战场上侥幸活下来的老兵，不是战神，不是超人。并且，这是一段以我之口作为讲述中心的过往旧事，我讲出来的，仅仅是留存在我脑袋里的记忆画面，而我当时的样子，是留在其他人的记忆里。
那么多年过去，当时的心境我自然也不可能一一叙记纸上。但我清楚的记得，我当时并不冷静，脑袋里胡思乱想，既焦灼又急躁，急躁到恨不得纵身跃下悬崖。写下这一切的我，并不是什么圣人，看着其他的战友一个个速滑而下，逃出生天，我哪里冷静得下来！实话实说，我甚至开是对黄班长有意见，觉得他是不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又对我这个老油头偏心了。
我本以为王军英和邓鸿超下崖之后，就该轮到我了。“重点保护对象”，可是黄班长亲口对我“加封”的。可在这危急关头，王副班长和邓大学生逃离之后，他却点了一个旗娃。倒不是说旗娃不重要，也不是说我比旗娃要高上一等，当时那种情况，谁都想立马捏上绳索，逃离这崖头——这是人的本性使然。
况且那时候的我，是在军营里头过惯了“皇帝生活”的蛮横班绪，再正常不过。
但焦急烦躁的我也明白，六个人不可能同时走，黄班长也并不在偏心。总得要有人在后掩护，战友之所以叫战友，不仅是一起扛过枪，还因为即便明白凶多吉少，也要丢下一切，迎头为战友上。
而黄班长挑出的顺序，自然有他的考虑。他要偏心，第一个偏的一定是自己。
旗娃一走，悬崖边上的防线，就仅还剩下三个人。
旗娃的身躯附上绳索，让松躺的绳子又紧绷起来。再看另一头绳桩，也还是绷得紧直，邓鸿超还未滑下天坑。不知道这大学生降到哪里了。
我手里的另几个绳索已经快要绑好，微微探头往树林里一看，越军士兵们的交流和不知所以的响动还在持续响彻。有限的视野里暂时没看见敌兵的影子。这让我焦躁的我一阵欣喜——我好像猜中了他们的心理活动，对面的那头猴子大头兵们，只需要再呆坐上那么一会儿，“悬崖难题”即可迎刃而解了。
可眼睛瞟到了蹲坐在树后的刘思革，心头的欣喜随即一灭。
这个坚韧顽强的老小子，已经失血太多了。我撕割下的袖条自然止不住血，没有任何止血措施的情况下，一番折腾后，粘贴在他上身的“大五叶”迷彩服，已经是褐红一片。大片的褐红，与衣服的织物融凝在一起，哪里还分得清迷彩的花色。
刘思革靠坐在树干，眼皮不断的在眨，脸色越加苍白。我知道，他这是在与自己做斗争，在驱使自己不失去意识。可是，他现在是靠坐着，血液静淌，也许还能清醒一阵。但，我不觉得他能速降下崖。
对于其他五个人来说，速降需要的只是时间与力气。但对刘思革来说，这事情没那么简单。老小子现在随时都可能晕厥休克，更别提仅靠双手，把整个身体的重量都捏在绳子上。那简直是让刘思革去送命。
但也不是没有办法。事在人为，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我一边迅速的为手中的绳索串绕绳结，一边想出了两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是，我们用绳索将刘思革捆好，然后用绳绕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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