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回事？
……科学中，有个基本原则，若理论不能解释事实，那这理论就一定是错的，放在这里，所谓“保守派”疯狂迫害“改革派”的理论既然不能解释这些事实，那我们就可以很有把握的说，这个理论肯定是错的。
事实上，“改革派”与“保守派”的称呼根本就不合理，若以当年“永贞革新”时的目标来衡量，宪宗年间整顿外藩的成绩堪称斐然，史称“元和中兴”，可以说是王叔文们那时都未必敢有所想象的漂亮。若国家已的确较当年更加强大，若永贞革命者们的理想已在被逐渐践行，那，仍然站在远方，愤怒并继续孤立自我的行为，又该如何评价？
请记住，刘禹锡的被召回，并非一个单独的行为，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十年前一齐摔倒的众多同志……这说明了什么？
天子。是天子有意起用新党。只有这样解释，才能说圆各种事实。
当然，从史书上来看，似乎不是这样：各种记载中，皆说是“宰相欲用”，“相爱其才”等等……不过，我仍然坚持我的观点。
至于这一决策的原因，两个字可以解释……朋党。
永贞革新最大的负面影响，就是拉开了朋党之争的大幕，先是王、武死斗，水火不容，后是牛、李揪打，不相尔汝，如是这般，直至唐亡。
在我而言，很少对一样东西给以完全的负面评价：甚至包括文字狱本身，我也一向主张全面来看，要考虑统治者的立场，但对于“朋党”这东西，我真得是说不出什么好话。
需要说明的是，“政党”和“朋党”是两个东西，虽然，现在世界上多数国家的政党的确都有朋党化的趋势，但终究还是要搞清楚分别的。
儒门的说法：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又说：君子以义合，小人以利合。这个，我觉得把“政党”与“朋党”的区别说得很清楚了。为支持而支持、为反对而反对的，就是朋党，为原则而支持、为原则而反对的，就是政党。
在我心目中，“朋党”这东西是政治中最可恶的存在之一，尤其是两党相撷，不分上下的情况，若说极端一点，我宁可用一个专制的帝王来换取两个相抵的朋党，因为，专制者，至少有“可能”作成一两件事，而朋党的合力，则可以确保“绝对”不会作成任何正确的事。
（顺便的顺便，题外话的题外话，今世之所谓“民主国家”，承平数十载之下，政党多有朋党化的趋势出现……甚至，连一些所谓的“新生民主国家”，统共十年八年的民主史，却在真正体现出民主的强大之前，已先急不可奈的滑向朋党化，观之，真不知该说是幸或不幸？）
……
当然，宪宗所面对的朝政，倒还没有出现这种两党相角的情况，事实上，他倒还是有点希望出现这种情况，因为，那时的朝堂之上，只有一党……在十年前因与永贞一党对抗而集结起来，并最终推动宪宗上位的官僚集团。
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宪宗反对永贞革新，不是因为他反对改革，而是为了自个上位，一旦上位之后，永贞革新“权归于上，抑宦削藩”的思路，可就立刻对了眼，再加上旧臣如武元衡等人自恃拥立有功，越来越觉得自个真是什么白玉柱紫金梁之类的重臣了，在这种情况下，换谁在上面当一把手，也会考虑搞搞平衡的。
要搞平衡，刘禹锡当然是个好人选，当年并肩搞革新的“二王刘柳”中，王伾病亡，王叔文赐死，向下数就是他了，何况他和武元衡还有私怨，更不用担心会被武系收编。从这种角度来看，刘禹锡的引起旧党反弹，简直正合宪宗心意，又岂会一怒贬窜？或者说，如果只是因为顶不住旧党的压力，那，他从一开始又凭什么可以把这些人全部召回来？
要知道，从有唐一代的历史上来看，宪宗并非无能之辈，自安史之乱后就告沦丧地方的藩镇之权，正是在他手中有了实质性的回收，中学课本都有选的《雪夜平蔡州》，乃是天宝之后唐皇帝少有的得意之作，新唐书赞曰“自吴元济诛，强藩悍将皆欲悔过而效顺。当此之时，唐之威令，几于复振。”许其以“刚明果断”四字，比诸前面德宗的“以强明自任”，比诸后面穆宗敬宗的“昏童失德”，那评价真不是高出一点两点。
所以，刘禹锡的这一次被贬，有着更深的背景，要从更大的地方去看去分析。
上面说了，唐顺宗革新失败，被人假诏逊位，换了宪宗上来，虽然说，请老爹去当太上皇是唐朝的明规则，但终究不是什么好名声，何况是唐宪宗这种“刚明果断”，恨不得功追贞观，勋比天宝的人物？而同时，要让这样的人放弃既有思路，把经已召入京中的永贞群臣再度赐罪，远放八荒，那又得有什么样的动力？
……翻开随便一本基础哲学，我们都会看到说“内因是事物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在皇帝的立场，你们之前的错误不是搞改革，而是站错队，那现在我给你们一个机会，回来重新站队，继续支持我搞改革，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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