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电影的拍摄过程并不顺利。
已经习惯了港式制作的我，很不适应美国这种条条框框式的拍摄。导演robert clouse，是曾经拍过李小龙的《龙争虎斗》的导演，他对每个镜头都会严格按照分镜脚本进行，摄影机的活动进程和演员站位都有严格的讲究，这种工作方式不是不好，只是不适合我。
我在香港拍戏的时候，经常会跟团队一起现场爆发各种创作火花，临场修改剧本和台词是常有的事，但是这些在美国完全行不通。加上我的英文很差，演戏的过程中顾得上说话就顾不上表情和动作，经常打磕巴以至脸部僵硬。回到我最擅长的动作戏部分，他们的工作风格也跟我格格不入，我已经习惯了自己编排复杂而漂亮的动作，但是严格按照剧本拍摄的导演，却经常请我不要随意发挥。我多次试着把自己对动作戏的想法表达给导演，但他每次都是面不改色地说：“不行，就照剧本里写的方式拍。”于是一些原本可以加入很多花哨动作的戏份，变成了我走来走去的过场戏。我对导演说：“没人会花钱去看成龙在电影里溜达的。”
《杀手壕》拍摄结束，公司很快帮我接了下一部戏。andrew显得很兴奋，“这部电影里会有很多好莱坞的明星跟你搭戏，你演的是一个赛车手，很刺激的剧情，片名叫《炮弹飞车》。”光是听这个片名，我已经很有兴趣，心里默默希望这是一部风格不同的影片。
了解到我对《杀手壕》拍摄方式的不适应，同事们安慰我说：“《炮弹飞车》不是动作片，这下你不用担心了，把精力专注在表演上面就好了。”
可惜事实再次证明没那么简单。我在那部电影中演的是一个日本赛车手，这已经让我有点不舒服，可是想推掉已是不可能，只能硬着头皮演。一起搭档的好莱坞明星每天见到我都会客气地打招呼，但是仅此而已。我知道自己在他们眼中什么都不是。当时有个很有名的黑人演员，是y davis jr，他走到我的化妆车，跟我说，我刚从日本回来，我知道你在日本很红啊。我说我是香港来的，不是日本人。他说，嗯，对，你是香港人。sayonara！结果那之后每次他见我都跟我说日文。我也没有再去解释。在这部电影里不再需要说大段的英文台词，但我要负责做各种鬼脸去搞笑。如此种种，让我在片场的每一天都很不开心，后来我懒得跟所有人说话，就一个人闷在旁边不出声。
后来这两部电影的结果如何呢？
先是1980年《杀手壕》的票房惨败。片子上映之后，我曾经自己买票溜去电影院，发现整个影厅都没有几个人，还都是中国人，美国观众显然对于这部片毫无兴趣。尽管我自己已经跟导演放过狠话，“没人会买票看成龙在溜达”，但看到影厅里寥寥无几的观众，心里仍然特别不是滋味，我在亚洲已经红成那样，几乎是王了，在这里却没人看自己的电影。
这部电影的问题很明显，除了剧情上面的问题之外，失败的主要原因还是观众不接受那种动作方式。我后来曾经找过一些专家问原因，他们说观众认为你的拳头没有力量。我问此话怎讲。他们说，你跟那个人已经打了十分钟，踢了他八脚了，他居然还站在那里，你还在继续踢。观众印象中的动作戏还是李小龙那种，“咚”的一脚出去，人已经被踢飞了！我心想，早说啊，这种拍摄方法多容易，一拳一个一脚一个，但这不是成龙电影的风格，我拍不了，也不喜欢拍。那既然这样，就承认失败。
再说1981年上映的《炮弹飞车》。我在电影里的华人搭档是许冠文。海报上有我和他的名字，就可以保证亚洲市场，而在美国，海报上的名字就变成了以burt reynolds为主打。最终，这部电影在美国和日本获得了成功，在香港却彻底失败。我的本土观众不愿意看我演一个日本人，用无聊的逗趣方式去做戏，沦为一群美国演员的陪衬。
这就是我第一次闯荡好莱坞的经历，总结为四个字就是：铩羽而归。
第七次受挫记录
离开好莱坞三年之后，我的同事们希望说服我再试一次。“美国观众现在最习惯硬汉形象，就像克林特·伊斯特伍德那样，这不正是你最擅长的吗？”
我只能说，那个时候的他们，甚至我自己，都不够了解我自己。“硬汉”形象也分很多种，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是那种冷血气质的杀手，但我已经演惯了面对生活不屈不挠的小人物。尽管我的外在形象看起来很“硬汉”，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也可以去尝试那种人物形象。
这次接的戏叫《威龙猛探》。制作团队结结实实地把我打造成了他们心中的“硬汉”。导演是jakenhaus，我跟他在拍摄过程中产生了很大的不愉快。中间我曾经打电话给嘉禾老板，如果这个导演不离开剧组，我就不演了。当然，这也只能是对自己人的一次撒娇，大家都已经签好了合约，我还没有那个能力说走就走。
我最不满意的是剧组只给动作戏预留了四天拍摄期，这对以动作为生的我来说简直就是开玩笑。过去在香港，只要是我能掌控制作的剧组，每一个画面都要追求完美，从最开始的套招到真正的实拍，我们都想尽一切办法让动作更漂亮更有张力，每一个细节都反复地研究，一个镜头拍摄十几遍是常事。
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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