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是一个很讨厌上学的小孩。
五六岁时的一天早上，爸爸照例很早就把我叫起床，跟他一起去晨练。练完之后他跟我说：“阿炮，你要准备上学了。”
我一听就不高兴了。上学？那不是意味着再也不能随便玩了？我们住的地方有很多有钱小孩已经上学了，我看着他们每天早上，穿着女里女气的制服出门，就觉得他们很没出息，我自己在院子里跑来跑去，想玩多久玩多久，无聊了就去帮妈妈叠叠衣服，看爸爸切菜做菜，或者就跟我的“小女朋友”——领事家的小女儿聊天，多开心！
我跟爸爸抗议，说自己不想去上学，可以在家学东西，结果完全没用。几天之后，我就像自己讨厌的那些小孩一样，穿着制出了门。
南华小学是当地一所很好的学校，老师的素质都很高，对学生很耐心和蔼，教室的环境也非常好，同学们也都是家境好的小孩，一般都有挺好的修养。其实能进这所学校读书，是爸妈托了很多关系才搞定的，算是很幸运。可我小时候哪里懂这些，只是一味觉得不想上学，常常赌气，一走进校门就觉得讨厌。
我从小就是个过动儿，课堂上总是觉得没事干，老师讲的东西根本不想听，很多单词也看不懂，看着老师的嘴一张一合，我的脑子早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有时候实在无聊了，真是恨不得被爸爸拉出去晨练，或者干脆被他打一顿，也比在座位上枯坐着要好。那时候我最爱上的课是体操，终于可以走出门去动一动，很开心。
这样无聊得多了，调皮捣蛋的我就开始自己找乐趣了。在课堂上故意坐在椅子上向后摔倒，逗得全班哄堂大笑，有时向同学做鬼脸，有时噼噼啪啪地敲桌子，搞得大家没法安静上课。这样的招数重复耍得多了，老师也就没那么好耐心了，他把我拖出教室让我在外面站着。为了避免吸引班上同学的注意，他还要压低声音瞪着我：“陈港生，你不要觉得自己了不起！”
后来老师发现我完全是屡教不改，于是我成了展示惩罚手段的最佳样板。有时候上不到半节课，我就已经被命令把凳子举过头顶，在走廊上站着，老师不说停就不许放下。再后来他们还会在我胸前挂块牌子，上面写着我犯了什么错误，例如“我又调皮捣蛋了”“我把课本弄丢了”“我没做家庭作业”，有时干脆就只写两个字“没用”。其实我那时候也认不全牌子上的单词，但老师嘴里骂了什么我是听得懂的，估计跟上面的字八九不离十。
由于经常挂个牌子举着凳子站在门外，我在全校变得很有名。时间久了自己也学会了偷一点懒。假如老师没有盯着我，我就会把凳子轻轻放下来，自己靠着墙眯一小觉。如果说那时候我学到了什么对未来有帮助的东西，那就是如何站着睡觉。很多年后我在片场常用到这个技能。
继调皮捣蛋、不写作业、弄丢课本之后，我开始在学校里打架，虽然也不算是故意欺负人，但还是让学校觉得头疼。放学后偶尔搭不到车，我就会在最后一段路攀岩回家，经常把校服撕破，或丢在山顶忘了拿。这样通常就会换来爸爸一顿打，或者被丢在垃圾房里关禁闭。
终于，一年级我就留级了。爸爸妈妈看我这个样子，开始意识到儿子可能真的不是读书的料。他们把我领回了家，我简直心花怒放，又可以回到无忧无虑到处玩的日子啦！
好景不长，我被送到了于占元师父的中国戏剧学院。在那里开始了十年地狱般的训练和生活。
在戏剧学院里虽然每天以练功为主，但我们也是要读书的，不过方式是那种传统的私塾。学习的内容也不像原来学校里的那些数学语文英文，而是四书五经。“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些到现在我还记得。师父可不会像学校里的老师一样，最多也就是让你举着凳子罚站，我们在戏剧学院里如果不好好读书，就像不好好练功一样，都会被师父责打，这些要背的课文哪里敢不背？那时候背下来的东西，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小时候的记性好，现在背一个东西就不会记得那么清楚了。
不过我们这群皮孩子很快就找到了偷懒的诀窍。偶尔没有完成背诵的时候，怕被师父打，就会去恐吓那些已经完成的师弟师妹：“你们都不许说会背，听见没有？！”到了私塾师父检查的时候，“《论语》某一章，元楼（我在戏剧学院的名字）你来背。”我就说：“对不起，我还没背会。”老师瞪我一眼，就又叫洪金宝：“元龙，你来背。”洪金宝也说还不会，最后问完所有人，大家都说还没背会，他也就懒得去告诉于占元师父来惩罚我们了。要打一两个那还有力气，全班几十人，打都打不过来。
我们的私塾师父名叫董郎英，我到现在还记得他写字非常漂亮，永远都是一笔下来，很流畅。那时候他教我们毛笔字，每个人都懒得去学，心里还想：“谁要学这些东西啊？有什么用？”
后来大家越来越嚣张。上文化课的时候，于师父通常会出去见朋友或赌钱，这时候我们就撒了欢。男生们在课堂上扔书做鬼脸打来打去，女生们则会大声聊天喧哗，老师拿我们没辙。专门负责放风的人会及时提醒大家“师父回来了”，我们马上就乖乖地坐在座位上装模作样。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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