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袍
即便是一只蜘蛛，她也会在雨后选择一个角落回忆往事。现在就是一个雨水充沛的午后，我觉得自己像一株葱茏的中年植物，想要把脚长成根须的模样。我必须老实交待，我生于诸暨县，枫桥镇，丹桂房村，如果你不明白，你就想象一下一座江南的村庄。武侠小说中少年侠客骑着马披着蓑衣，一般都会打马跃过这样雨水不断的村庄。一闪而过啊，一闪而过。我生活在杭州，在城西吃住，在闹市区工作。我总是在微醺的时候迷恋和想象上海，她是我生命中一个时常重复的长梦。如果给这个梦一个时间，我希望她是民国。
民国年间的“孤岛”时期，硝烟还没来得及散尽，沉闷的炮声刚刚过去，但上海的繁华不会输于现在。《色戒》中王佳芝坐着叮叮作响的轨道电车，微雨洒进了车窗，我觉得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镜头。在车墩影视城，我看到一位开这种车的中年男人，他穿着脏兮兮的灰白色制服，面无表情地为一个新开的戏把车子开过来又开过去。我觉得我喜欢这种单调的职业，我愿意当这样一个在电车上发呆的司机，哪怕开的是没有乘客的空车。
在同一条短小的路上，反复地脸含愁容地开着同一辆作为道具的电车，这是一种变相的幸福。
现在，请假定这是一辆空车，车里装满的必定是我民国年间的忧伤。然后，枪声响起来，汪伪、军统特务，日本宪兵和特务机关，共产党地下人员，在这样的一座城市里开始暗战。那种平静之中的惊心动魄，是一种比曲别针还弯曲但却闪亮的人生。2010年的某一天，我开始创作电视剧《旗袍》，一个叫丁默群的清瘦男人，一直都坐在极司菲尔路汪伪特务机关的某张皮沙发上，一坐就坐过去他的一生。我不知道是为王志文而写了一个丁默群，还是丁默群本来就为几十年后的王志文活过一回。总之《旗袍》就这样粉墨登场，女一号马苏不停地变换着旗袍，在这部剧集里走来走去，仿佛她有用不完的力气似的。
我十分害怕她细小的腰肢，有一天因为高跟鞋的突然折断，而在百乐门舞厅里折了她的腰。
我想我是迷恋旗袍的。我认为专做旗袍的裁缝，一定会有一只藤箱，里面装满了皮尺、剪刀、划粉、布料、盘扣，以及一应俱全的各式工具。他去为太太小姐量体裁衣，民国才会显得丰盈起来。他的藤箱如同我的电脑包，同样是为谋生而使用。我总是背着电脑包风尘仆仆地赶往剧组，在那儿住下来开始我的生活。所有的演员都在演戏，我有时候也去拍摄现场看看，可是我怎么都觉得我一步步走过去，走进的不是片场是我的人生。
《旗袍》是写得很辛苦的一个剧，我留下的纪念不是一袭旗袍，而是拍戏的某个夜晚，我在片场捡起的日本宪兵枪膛中跳出的子弹壳。现在这枚子弹壳躺在我的书房里，见到它时，我总是仿佛能听到一声枪响。多么响亮啊，像一记生活的耳光。
电视
在我十分少年的时候，我认为电视机是一种妖怪。其实你可以想象的。在上海龙江路75弄12号低矮的房子里，一个少年目光呆板，盯着十二寸的黑白电视机看电视。那时候电视机没有遥控器，换台时需要转动旋扭，旋转的时候啪啪作响。那时候电视机的屏幕是外突的，闪着灰色的光，像一个营养不良的乡村孕妇。这个哈着腰长得壮实肉感土里土气的少年，把大把的时间都用在了盯电视屏幕上。每天晚上，他看电视都要看到半夜，直到屏幕上雪花纷纷扬扬。这让少年想到了故乡枫桥寒冷的冬天，他在上海里弄外婆家狭小得转身都困难的房子里，十分坚定地认为电视机是一个妖怪。如果它不是妖怪，它怎么会把那么多的人间悲欢装进一个小小的匣子里。
少年就是我，那时候的我肯定不是玉树临风，我很肉，长得很像小兵张嘎。那时候我检阅的电视大部分都只有上下集，你可以想象一下那大概是三十年前。三十年是一个什么概念，三十年就是一个哇哇降生的八零后突然间娶妻生子，这需要多少的光阴啊。接着我看到的是《虾球传》《蛙女》《上海滩》《霍元甲》《陈真》《万水千山总是情》……许多睡不着的夜晚，我从外婆家打开门溜出去，穿着短裤汗背心趿着拖鞋。我完全地顺着路灯光铺成的马路走，手里捏着一根捡来的短棍。短棍在墙体上行走，划过了高大的围墙，划下一道细碎的白色印痕。我觉得那时候我的少年是如此地充满忧伤，我一个又一个地数着路灯，一直走到离开外婆家很远很远，一直走到摆渡的码头，一直走到天色发白，一直走到可以看到“牡丹牌”电视机的巨大广告。然后我站住了，像一个马路上突兀的标点符号。
我就那么顺着许昌路走，一直走到杨树浦发电厂附近。然后回头的时候选择另一条路，转个弯是怀德路，接着是龙江路。我把这些角角落落都写进了我的长篇小说《向延安》中，我小小的胸腔里装满了整个的上海。
那时候我认为上海就是我的。
《代号十三钗》《向延安》《捕风者》《旗袍旗袍》……我或者电视剧，一个又一个地把发生地选择在了上海。上海是一个产生故事的地方，当然也产生大量的工人。我喜欢看到的旅行包的图案是工厂正在冒烟，上面有两个字：上海。我的大舅是国棉十三厂的，大舅妈是上海拖拉机厂的。我的小舅和小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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